读王丽的《追寻失落的中国教育传统》时，作者在文中引用潘光旦在《忘本的教育》中写道的：“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其位，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之大欲。”对照当下的教育，似乎是与这一教育目的相悖而去的，而潘先生所道“唯一”性，就没有其二，于是，当下教育即便算不上伪教育也应该是偏离教育之正道。认真想想，心有戚戚焉，不免惶恐。
因此，在作者王丽看来，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农村人口与一直占国民总人口的很大比例。”所以理应“农村教育的成绩几乎决定了整个中国教育的成绩。”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潘光旦先生就指出了：“就物质环境而言，中国教育早应该以农村做中心，凡所设置在在世应该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但是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是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城市生活。”而当下的教育所达成的目的与促成的结果正是潘先生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这番话的情景，农村学子几乎趋之若鹜地奔向城市，这一情景式前所未有的，而且还是愈演愈烈的，这就是当前现实中城镇化进城的情景。难怪潘先生写道：“例如若干大都会，造成了历年来都市与城乡之间那种头重脚轻的不健全的形式。”这不就是眼前我们城乡之间的现实吗？难怪作者王丽说“我读到 这段话时有一种恍惚——仿佛潘光旦先生不是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而是生活在当世的人。”关于这种城乡关系，刘醒龙在长篇散文《一点水有多深》中也写到了。而造成这种现状的就是乡土教育传统的消失作者，于是作者王丽在这里说：“如果说现代人最大的精神危机，那么，也许最初的、最根本的便是与这种关于‘根’的教育的缺失有关。”
看到这里，不由得想到梁晓声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写到的与一个大学生的对话：“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再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
这是一个大学生的成功观，毫无疑问是一个中国式教育的最中结果。然而把这样一个“天之骄子”的成功人士的理想与潘先生的教育唯一目的相对照，无疑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这就是中国式教育的“离心力”。农村人的背井离乡式 进城做“无根之人”；平凡人拼尽全力要奔向疲于奔命的“成功人士”。这都与教育目的的“安所遂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常说人生即要固本清源，而非舍本求末。正如梁晓声在文中说：“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在第一位置，不允许任何意识之形态动摇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许它的位置被颠覆，这乃是古今中外文化的不二立场，像普通的平凡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样神圣。”而这样的认识“真相”与潘先生的“教育的唯一目的”不正是英雄所见略同吗？所谓真理，即无论由何人何地何时说出，也不管说多少遍传多远距离，也是丝毫不变的。而当下中国式教育不过是教育人追求一种所谓的人上人的生活，远离土地也远离本心的教育。
教育理应是让循其本心，只有如此方可安所遂生。而当下教育改革轮番上阵，规模与阵势可谓前所未有，然而，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教育为何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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