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07

近些年，媒体屡有类似这样的报道：某某活动中，孩子们冒雨起舞，表演节目，撑伞的领导们在台上悠然欣赏。但是，一群官员被曝光并不能警示另一群官员不再重演，一地被报道，也不能阻止另一地不再发生。为什么？体制使然！就像因强拆强迁引发的悲剧在华夏大地经年不绝地发生，并不会由于媒体的报道而消逝一样。

权力催生出的体制性傲慢，很难靠个人的道德素养来克服

在责备这些傲慢的官员时，我们扪心自问，假如自己是那些官员，处在彼时彼地，又会如何做呢？笔者认真地想了想，想了又想，假如我是他们，极有可能会跟他们一样，端坐在台上。

首先，看表演，那只是巡视或检查工作的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可能几个月前就已列入了部门的工作计划和行程表，认认真真地看表演是恪尽职守的表现（其实，那些表演大多不专业也不精彩）。其次，我不大可能认识到自己有何异常，迎来送往，提包打伞，多少年来不都是这样吗？早已习以为常了。而且，我也是这样接待上级的啊！退一步来说，就算我的道德修养极高，以至于认识到了有不妥之处，但是也只能从众啊，大家都坐在那儿呢，都打着伞呢！敢于特立独行，那岂不是与同事为敌，甚至与体制为敌吗？！

所谓傲慢，那只是身处体制之外者的感觉。对于权力在握的官僚来说，那是日常。

人一旦被权力所异化，不管平庸的还是精明能干的，都会成为庞大官僚机器上一颗冷冰冰的螺丝钉。

谴责官员们的傲慢，就像谴责他们的贪腐一样，非常肤浅！追问他们何以如何傲慢何以如此贪腐，才有可能发现问题的根底。

假如教育主管部门不具有对所辖学校“生杀予夺”的权力，各个学校都有独立办学的权利，后者还需要对官僚们低头哈腰拍马迎合吗？假如各级别各部门的官员不再拥有那么大的权力，还会有人向他们行贿，向他们投怀送抱吗？腐败发生的几率不也就大大地降低了吗？所谓腐败，不过就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而已，核心问题在于权力，在于权力太大，而不是钱或色。靠打击，靠监督，靠教育，靠提高道德修养来解决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腐败，都是扬汤止沸，只有缩小权力才能釜底抽薪。

权力让人亢奋，不受制约的权力毒害着一切心灵。拥有这样的权力难免不骄傲自大，从而极易失去判断，进而失去人性。所以，权力亢奋的另一面是权力麻木。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不会人性地、人道地对待权力服务的对象。

强大的权力要依靠官僚机器才能发挥作用，进入这架机器中的人，则成为“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很容易被它所异化，从而失去了追问反思的兴趣，甚至连多愁善感都不会了。赫伯特认为，“在任何由强力维持的制度下，人类的才能精华都会逐渐枯萎”。

由于权力的无所不能，吸引了无数的人投奔它，但是一旦挤进这种体系，绝大多数人都会被它所驯服，变得庸碌并骄傲（面对无权者和下级）。平庸之傲可谓是集权型官僚在和平时期的常态。

“平庸之傲”与“平庸之恶”近在咫尺，稍不留神就会堕入罪恶的渊薮

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将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参与者或被统治者的“平庸之恶”，也即因无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平庸之恶”的参与者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成为体制中的一颗螺丝钉，默认并实践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即便偶有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只是执行任务”来给自己的冷漠行为提供辩护，从而解除个人的道德责任。“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平庸之傲与平庸之恶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即便是在和平时期。而这正是令人惊悚之处。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市教育系统举办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评估验收团专场文艺演出，在演出过程中不幸发生火灾，当时有工作人员在关键时刻大喊“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火灾造成325人死亡，其中中小学生288人，但是当地领导却全部得以逃生。我相信，那位情不自禁地喊出“让领导先走”的工作人员，应该是脱口而出，未经思考的。今年1月份，郑州市发生的“城管抽梯致人死亡”事件，也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其骄纵与冷酷在于他们是庞大权力机器中的一环，也在于被管制对象的“权利匮乏”。城管队伍的战斗力有目共睹，因工作需要，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平日“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实际上也都是在兢兢业业地执行公务，掀摊打人与“上屋抽梯”之间并没有什么鸿沟。

不管是克拉玛依的那位公务员还是郑州的这位城管，皆非大奸大恶之徒，他们的“突兀之罪”酝酿于日常的权力规训中。平庸之傲是平庸之恶的前奏，平庸之恶则是平庸之傲的累积性激进。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控制权力的历史。

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和价值的分歧，需要权力来维系秩序，同时，人性幽暗的一面也需要权力的存在。但是权力只是工具，其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为防止权力的本末倒置，其本身必须限制，否则人就会被权力所异化，所奴役。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控制权力的历史。

极权体制的问题即在于权力的肆虐和不受制约。哈维尔说，“这种体制并不是仅仅或者主要建立在权力机器上的；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都被迫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转。每个人，一方面是害怕上司、被剥夺自由的奴隶；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位于他手下的人来说，又是可怕的压迫者。专制于是将社会推入一种呈螺旋状上升的运动中去”。这样，整个社会不仅是权力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它的创造者；每个人既是当权者，又是无权者；既是囚犯，又是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