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神偷
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岁月神偷》，是讲的一个普通的鞋匠一家人的浮沉遭遇。由任达华、吴君如、李治廷主演的，到电影末尾，字幕显示，“岁月是一个巨大的小偷，偷走我们最珍贵的东西”。电影里如是，真实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岁月无情，通常带走的是无法还原的东西，而我们在岁月的一点点剥蚀中慢慢老去，到最后除了回忆所剩无几。
去年春节回家时，我妈跟我说，张新民去世了，我还愣了一下，再次问她谁，直到确定真的是他。虽然这个人可能已经被我遗忘，但是听到他的死讯我仍然吃了一惊，因为在我的心里，他从来都是让人们健康痊愈的，很少会带来死亡的消息，这样一来他似乎也可以长生不老。他是我们村子里的医生，自己开了个诊所，以他的名字命名，叫“新民诊所”。他在县城医院做医生，住在村子里，周末和晚上村子里的人生病了都会他的诊所看病。
在乡下，大家一般都不会去正规医院。有个头疼脑热挺挺就过去了，而实在挺不过去的话才会跑到诊所来看病。虽然新民诊所的对门还有个诊所，但是村子里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去找他看病。听邻居说，他收费公正，医术好，医德也高。有时候，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去那里输液，没钱时，他就让他们赊账，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但是从来没见他为这些事红过脸，他总是那么精神奕奕，脸上带着和气的笑容，好像是要赴一场婚宴一样。
他们家在村子里算是上等人家，由于在县城医院做主治医生，工资高，每顿饭都有肉吃，被村里很多人羡慕。小时候，记得我妈常跟我爸说，“看人家每年挣多少多少钱“、“新民又翻盖了他的房子，新盖起来的房子又大又洋气”，我妈总是如数家珍般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种种好处，而爸爸通常不会说什么，重复一下她的话，而后笑笑。小时候我常生病，还记得大年初一的时候，我爸妈抱着我去新民诊所看病。家乡有在大年初一早晨，去到坟上给逝去的长辈的上香的习俗。那时没有电话和手机，爸爸就跑着到坟上叫他。他和爸爸两个人走进诊所时，像两股大风，把外面的寒气也带进来屋内。爸爸的黑色夹袄带着汗的湿印，头上冒着汗，妈妈当时还责怪他，说大冷天的，竟然出这么多汗，会感冒的。那时爸爸强壮高大，小时候我一直很崇拜他，我觉得高大的爸爸是足可以保护我的。小时候我常请假，好像去诊所的日子比去学校的日子都多。妈妈说我当时又黑又矮，“身体不好，很难长高哟。”她对我说。
他总戴着一副眼镜，黑框大镜片，像当铺里的老先生带的那种，而他本人则很少有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总是欢欢喜喜的。每次去他诊所看病的不论是老太太、小媳妇还是年轻小伙子，他都会非常耐心地听他们诉说自己最近的烦恼和其他一些鸡毛蒜皮，比如家里的葱被邻居多拔了两根啊，和儿媳妇吵架不和，大儿子回家回的少了，不孝顺了。通常他会安静地听他们诉说时不时地给予回应，有时也会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时候诊所就是一个小道消息的中心，大家在这里互道出自家的家长里短，然后尽兴而散去。
我印象较深的是他的嘴巴，特别长，犹如弯弯的月牙那么大的弧度，我每次看到他，都惊异嘴巴可以有那么大的弧度。而且每次张嘴说话动作幅度都很大，是在乡下很少会看到的那种夸张动作，因为乡里的人说话、动作都是中规中矩，久而久之，鼻子嘴巴也是中规中矩的，没有什么特色。而他则不一样，在人群中很容易发现他，除了他的外貌外还有他的表情，他总是在笑，有时会给你挥舞着手，边做着各种手势边大笑，有时会向你点头微笑，说不出的欢快劲儿。声音也非常亮，表情变化非常丰富，像是一个话剧演员在演戏时快速的转化和富有蕴义。
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到了开始结果时，石榴明晃晃地压满了枝头，在夏日的月光下看着特别显眼，到这时，每次去他家打完针后，他都会给我几个石榴作为对我“伤害”的补偿。他笑眯眯地望着我，我拿着石榴又破涕为笑。有时去找他时，他在吃饭，我和我妈就坐在他家的板凳上，边看电视，边听他讲一些外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妈也是从他那里，知道了原来电视上那些做广告的明星比我们年轻的多，是因为他们保养得很好。回去后我妈唏嘘不已，当做新闻说给我爸听。那时村子比较闭塞，没有网络，也没有人去看到外面的世界，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子。
不过我依然不想去他们家，因为每次去他家，都意味着我妈又要回家逼着我吃药了，那苦涩的药片我总是咽不下去，而妈妈想了个办法，其实比咽药片对我来说更糟。她把药片碾成粉，然后混着水让我喝，混了水的药片简直是苦得要我的命。我很希望妈妈会忘记让我喝药的事情，但是总是希望落空，不管多忙，不管我多么顽固，妈妈有个杀手锏，决不放弃。不管是软硬兼施还是苦口婆心，她总要把药灌进我肚子里她才放心。当时我觉得妈妈就是个恶魔。
后来到了五六年级，就很少生病，就很少去“新民诊所”了，上小学、上初中，有时放学在路上碰见他，他骑着老式二八自行车，他每次看到我，总是会认出我，然后爽朗地笑笑，说，“又长高了，已经不是小姑娘了哟”，后来从妈妈嘴里知道我学习成绩很好，每次看见我就对我说，“好好学习啊，以后去大城市。”
“去大城市”，从小，我的二姨父就在我耳边叮嘱，一定要考上清华、北大、或者南开大学，其实他只知道这几所大学，在他眼里，考上这样的大学才最有出息，他比我爸妈都关心我的成绩，每次去我家总要问在班里我的名次。反倒是我爸妈从来都不说这个，爸妈对我从来没什么要求，也许他们觉得女子不需出去见世面，长大后上完初中和村里的其他女孩一样去打工然后嫁人，也是圆满的一生。
再后来，上了高中，第一次去县城，发现县城人好多，道路比村子中心的路都要宽，楼房比村子村长的二层楼要高得多。每年村子里考上市高中的人很少，而考上时，父母会很骄傲地送孩子入学，比如我妈。上了高中后，每两周回一次家，也很少见到他。直到我高四补习的时候，我没有跟老师请假，自己跑回了家，当时还发着烧，貌似在高中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发烧而请假。我回到家后，爸爸照例催促妈妈让她带我去“新民诊所”去看病。到了那里，没有看到他，而是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妈妈说是他的外甥。他给儿子在县城买了楼房，在城里工作了，不会回来继承他的诊所了，而他的外甥也想学门手艺来维生，就留在他的诊所帮他。在乡下，如果没有什么手艺，就只能去做体力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然后在年岁较大时通常会得一些重病而死去，多少年来，这是我们那里或者说农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轨迹，把自己的力气用尽后，在这个黄土地上做完最后一点农活后，痛苦地死去，来于黄土，归于荒土。
那次去诊所输液，我和爸爸坐在院子里，他下班了，走进院子，看到我们，照例热情地打了招呼。在屋里放下包后，就走出来与爸爸拉家常。就开始聊各自儿女的状况。我坐在院子里，看见他扶病人去厕所，步子没以前矫健了，有点蹒跚的味道了，头上的白头发比以前多了了，只是那股兴奋劲依然没有减去，和我爸说他的孙子如何如何会说话，如何如何讨人喜欢，激情洋溢。我在旁边看着他俩，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我和我爸坐在树下，我看着石榴流口水。同时我发现，爸爸也老了，他的白头发占了整个脑袋的大多半，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笑起来没有了年轻时那么好看了，而我之前却从来没注意过，爸爸老了。
爸爸和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快五十多岁了，他们一直想要个女儿，所以在有了两个哥哥后，又生下了我。童年记忆里，爸爸很疼我，我要什么给什么。我当时喜欢吃糖葫芦，每天他抱着我去村子的另一端去买。每次我生病后，从诊所回来，他都会把我带到村中心的小卖部，问我想吃什么，而我就会得意地指出我想吃的，拿回去自己慢慢吃。爸爸也是村子里一个普通农民，他做了一辈子建筑工，是最累的那种，小工。妈妈说爸爸笨，学不会大工，大工要比小工轻松好多，工资也要高一些。没见过他在工地上是怎么挥汗如雨，只是在夏天他每次回来脸都是红的，累得直喘气，躺在铺在地上的麻布上很快就睡着。这么多年就像无形无声的空气，我经历过，体验过，却抓不到一点痕迹，不能不让人难过。
到我上了大学，每年回一次家，更没有机会看到他了，只是零星地从妈妈的口里听到他的一些事情，比如他儿子很少回来看他，他让妻子去县城找儿子，想在临终时让儿子多陪陪他。后来他儿子在他死前的前一天带着孙子来看他。
他去世了，悄无声息，很快便会被人遗忘，每天阳光依旧一分不少地照进屋子，人们依然在街头拉着家常，晚上吃饭，依然去村里的小卖部里买酒喝，甚至他们会为在他的葬礼上能够拿到什么好烟而议论的异常兴奋。他的亲人也会在葬礼完后，若无其事地生活。这个村子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经历着下一轮酸甜苦辣、人生百态。一个人的沉寂，就这样没有痕迹地归为荒土。一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吧，不论是英雄还是凡人，我们终会归于荒土，朱德庸老师说的一句我觉得挺好，“不必太斤斤计较，反正，谁都别想活着回去。”，一语道破生活的痛点。
我觉得死亡是必须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你可以因为害怕寂寞而身处人群，也可以因为让爸爸陪你给老师认错而倍觉侥幸，但是唯有疾病和死亡是任何人都陪不了你的。每个人在这一生中都会遇到的逃不掉的两件事，生病和死亡。与其对死亡臣服、恐惧，还不如在有生之年做够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坦然赴死。如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凛然舍生取义，这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态度。我们虽不能做到，如他般对死亡凛然处之，但是作为芸芸众生，我们有有选择如何度过人生的权利，有选择如何面对死亡的态度的权利。如果可以，让我们风风火火地过完这一生，安安静静地落于归处。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路，终归是要走到尽头的，但愿走的精彩，便落子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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