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指挥棒正确指挥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当前，考试与评价已成为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如果不对其进行根本性变革，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无法实现，教育强国的梦想也将会落空。而要突破这一瓶颈，发展独立的“第三方”教育考试与评价体系是必然选择。
中美教育的不同
“中国教育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指挥棒的问题，无论怎么想，考试指挥棒的作用总是在那里。”3月16日-17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新教育新评价新考试”高峰论坛上，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院长陈夫义说。在全国两会即将闭幕之际举行的这次论坛，旨在解剖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的机制障碍，探索考试评价促进教育进步的现实途径。
北京市公众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勇认为，中国应试教育的死扣，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句话：第一，考记忆；第二，考简单理解；第三，考简单应用。“现在很多对能力有要求的考试当中，更多的会考怎么分析、怎么观察、怎么总结、怎么评估。知识还是那些知识，方法还是那些方法，关键是如何面对知识和方法。我们平时把大量精力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在让学生记知识、做简单模拟题方面，耗费了精力。”
“中国的教育是把一百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人，我们研究美国的教育，美国把一百个孩子教育成一百个人。”美国教育机构机构TBI（Tower Bridg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创始人Francis·Shen说，美国教育是针对孩子个性，让孩子变得有独立人格，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走。
“国内的学生比较偏重于记忆，比较偏重于考试，而国外的学生比较偏重于创造力。这是我们最大的差别。”Francis·Shen说，“有些美国朋友来参观中国的学校，走进中国的教师，觉得中国教室很整齐，他说美国的教室不可能这么整齐，墙上贴满了纸张、图表。只要进了教室，看到报表，看到颜色，看到一些图案，我脑子里马上开始创造，我就想东西，我就在想图案跟课程的关系。可是中国教室让我们感觉很干净、很整齐，但是走进教室以后感觉不到创造力的氛围。”
TBI执行长刘恋介绍了美国大学录取标准和中国高招录取的差异。美国大学录取标准第一看GPA成绩，即高中平均成绩；第二看标准化考试成绩，主要包括托福、SAT，托福和SAT以及GPA都是达标性指标。中国高考一旦确定录取线以后由分数由高到低录取，美国不一样，比如要求托福107分，一旦过了107分，就和110分甚至满分是一样的。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综合素质评估，一般通过自荐信、推荐信和文书表述。
“如果把美国学校课程表拿出来，不难看出每天下午三点以后，所有学生都会在教师的组织下参与各种学生社团、各种体育运动，每一个社团、每一项体育运动都配备了相应的教材。”在刘恋看来，中国孩子要想到美国留学，“可能最有价值的是参与美国学生社团和体育运动，培养综合素养。在美国，其实真正的学校的领袖、灵魂人物是体育健将。”
“素质教育的第一个素质就是身体素质，这么多年素质教育几乎是排斥这种教育的，应试教育模式拒绝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浙江宁波滨海教育集团总校长李庆明说，一系列数字表明，中国孩子这么多年来除了营养好一点、身高增长一点，其他指数都令人担忧。“第二个素质是人文素质，最重要一个就是公民素质。很遗憾，我们做了几十年的素质教育，是排斥公民素质教育的。我们的公民教育还没有真正走进学校，以至于我们做这么多年德育了，我们孩子的基本公民素养还是非常匮乏的，我们孩子公民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意识、基本伦理意识、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公益慈善精神等，都还不同程度存在着缺失。”
“有人说我们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教育本来是育人的，但是我们为了分数，为了由分数而产生的政绩、绩效而努力奋斗着。”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研发中心主任张才生说，要想真正走出来，“唯一办法是要改变考试和评价机制，建立新型的考试评价机制，从体制上突破，从理论上进行重新构建，并且形成第三方考试与评价机制，这恐怕是让素质教育指挥棒真正正确指挥的根本所在。”
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在考试和评价方面一直在改革。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更明确提出，要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根源首先是体制和机制问题
北京市公众教育科学研究院专家认为，考试与评价难题的根源首先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在我们国家，教育考试与评价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在这种体制层面上，很难有新突破。”张勇说，美国有ETS（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和其它几个大型考试与评价机构，以独立的第三方形式运作，它们面临市场上客户的直接需求，在这种需求的驱动下，必然重视如何提高质量水平，不断创新。
张勇说，值得高兴的是，现在我们国家在体制、机制方面已经出现了新的突破，在教育规划纲要中已经可以看到对设立第三方考试机构的提议。他所在的北京市公众教育科学研究院，便是中国一家民间的第三方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组织，近年来该院在评价与考试难题上取得了很多突破。2013年初，媒体报道了美国公立高中首次对华招生认可“泰思”(TAST)成绩作为考核申请依据的消息，在中国立即引发了广泛关注。“泰思”就是该院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
该院从“评价、甄别、诊断”三元结构入手，采用全新的多元多层多维测量与评价逻辑结构，构建了基于“综合素养”和“学业素养与能力”的学业评价及学业人才评估与选拔体系。它是一种能更真实反映人的综合素养和能力的全新评估模式，包含：学业评价体系(ACTS)、综合基础素质评估体系(ICTS)、学业人才评估与选拔体系（TAST）。
张勇认为，传统的评价没有考虑到学生思维特点和学习风格，即便分数相同的两个学生，他们在学生风格智力构成方面也会存在很大差异。而新的学业评价成绩单，按学生技能、能力、认知风格进行分类。“因为针对性更强，所以教学效果就更好。更重要一点是，学生不用再千篇一律地做同样的题目，如果所有学生都把所有的生字词写一遍，实际上这是不公平的，好学生只需要做一遍可以融会贯通，差学生则的确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在现行的体制下，因为没有办法做到更有效的区分，所以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情况。
评价与考试的目的不一样
ACTS学业评价中还融入了认知诊断技术。“评价与考试的目的不一样。评价更多的是关注能够促进学生发展的作用，我们要由过去重视甄别和选拔转向重视诊断，我们要能够通过评价诊断我们学生在学习中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存在问题的原因和机制，这是评价必须实现的目的，如果评价失去了这个目的，评价就失去了很重要的功能。但是考试不同，考试就是一种选拔，就是一种残酷的竞争，这种竞争指向人才素质。”张勇说，在学业评价当中，更多关注的是认识的诊断，而‘泰思’更关注人才的选拔。
“我们的考试不仅仅把过去的学习成就和内容诊断出来，我们更重要的是指向未来学业的发展和可能性，通过把学习效果和甄别选拔有机结合在一起。”张勇说，在中国，高考一考定终身。通过分数无法看到学生十多年学习中的成长状况是什么样子，他的能力增长是什么状态。而在“泰思”考试当中，通过指标自我比较，跟自己过去的能力、技能进行比较，能够看到学生自我发展过程，诊断学生的增长率和态势。
学业评价报告还有学习咨询和指导的作用。“学习咨询和指导在我们国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我们教师以往根据学生的试卷以及根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对于有些学校来讲，如果仅仅只是基于经验层面的指导和建议的话，实际上是不够的，至少是不科学的。”张勇说，人们对数据化、科学化的报告认可度更高一些。学业评价报告要更科学，能够让家长和教师知道学生具备什么特点，潜在的能力是什么，怎样针对潜在可能做更好的指导。“有了这样一份报告，就可以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实现沟通，家长就可以知道孩子如果在某方面薄弱的话，重点应该做什么。”
评价要引领教师改进教学
张勇说，新的评价与考试政策已经明确提出，评价不仅要有利于学生的发展，还要有利于教师的发展，有利于教师专业素质的提升。“如果不能提供清晰的、客观的、科学的数据和分析的话，教师的发展就会停留在模糊的概念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根源到底在哪里。”
在他看来，评价要引领教师进一步改善教学。命题培训是最容易做的，而且也是最直接见效的方式。“在我们的评价当中，一个很大的难点是教师对于评价的各种指标的认识和理解存在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指标和概念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很难向教学进行转化。”而通过对评价指标及试题的考察和理解，教师能够知道考的是什么，知道考的是什么才能知道怎么去教，这样才能促使教师更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通过这样的培训，我们发现很多教师有这样的感触：原来学生是这样思考的，原来是可以这样评价的，原来教学是可以这样教的。这是教师通过培训之后给我们的反馈。通过培训，教师知道教学可以这样教，也可以这样考，而且考出来的结果可以这样解读。”张勇认为，通过这样的培训，教师的专业水平可以进一步得到提高。
考试不改教育难兴
“考试和评价问题在中国太重要了，有人说它是中国教育的牛鼻子，甚至有人说考试不改教育难兴，因为中国所有教育几乎都是围绕考试的。”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开门见山。
就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朱永新提交了《关于发展“第三方”教育考试与评价体系的提案》，是在他去年牵头民进中央做的高考改革方案基础上作出的修改和完善。“其中有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发展第三方考试，因为没有第三方考试，没有竞争的机制，考试很难真正有科学化的进展。”
朱永新认为，目前考试有几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整个学校教育应试化，整个学校应试化问题非常严重。所有学校都是围绕考试展开的，什么都要考，方法要考，能力要考，素质也要考。考素质往往变成考学科，考学科往往变成考“双基”。要提高素质，就变成要提高双基；要提高双基，简化成提高分数；要提高分数，就有针对分数的各种各样的补习。“很少有人不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补习班，因为其他孩子都去了，他的孩子如果不去，他很恐慌，不仅是孩子的恐慌，也是父母的恐慌，整个社会都恐慌。我看到几位排名在前十名、前二十名的孩子，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依然补习，唯恐别人通过补习分数比他更高，整个学校围绕应试进行的。这是很大的问题。”
其次，达标考试的“选拔化”。考试有两种大类型，一种达标性考试，一种选拔性考试，这两个考试在目的、功能、技术方面差距都很大，但是我们往往混淆起来。选拔性考试是从一个成绩里进行区分，把符合我们所要求的人选拔出来，围绕选拔的需要、根据选拔单位的要求进行。达标性考试是根据既定目标展开的，是描述、诊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教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具有诊断功能和改进功能。学校里大部分考试实际上都应该属于达标性的考试，或者学习性达标的检测，而事实上大部分学校却是根据选拔性的考试进行的。“考试的命题、评价都是以高考作为最高的方向来设计的，中考变成小高考，平时考试也是高考化的倾向。中考、高考的导向性是整个中小学教育的方向，在这样的考试导向下，以学生现在学科成绩总结他的过去、评价他的现在和预测学生的未来，这个方法是比较原始和落后的，考试很容易变成题海战术、死记硬背、高分低能。”
三是一考终身化，特别是高考，包括中考，几乎所有考试都是用一次性成绩代替对一个学生整个过程的评价，学生考试成绩有很大的偶然性，无论是学生的心态、情绪，包括学生的生理状态，都可能对考试成绩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更容易学生产生焦虑，考试一致性的问题比较突出。
四是教育评价比较“单一化”，教育评价应该包括考试结果下的价值判断，也包括非考试过程中的价值判断，现在没有什么其他评价办法，所以用考试代替评价，不考试无法评价的情况也比较严重。评价作为学校和社会教育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应该说它的功能是多相的，具有检测、诊断、甄别、预测、导向等多种功能，现在学校里几乎没有评价。
最后一个问题是考试“洋化”，留洋低龄化。“我们一直用一个评价标准对待所有孩子，学校里永远只有一个英雄，就是考试英雄，没有办法全面评价不同孩子的个性和潜力。”在考试过程中，无论托福，无论雅思，无论各种各样的考试，几乎都洋化，包括国际班现在也非常流行，大量学校都在办国际教育，很多课程也渐渐完全洋化。怎样发展本土教育评价和考试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必要进行变革。
最关键的是发展第三方评价
“评价改革的方向，最关键的是怎么样发展第三方评价。”朱永新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评价和考试主要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系统内部进行的，教育行政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考试评价主体不明，科学性、公正性自然大打折扣。“世界上所有有影响力的考试评价都不是政府直接做的，都是由政府监管、专业机构第三方设计和完善的。”
朱永新认为，发展第三方考试评价的好处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是独立的，不涉及招生利益双方之间的关系，所以，考试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平、公正。第二，是社会性的。“第三方考试和民办学校一样，只有两个命运，一个是辉煌，一个是死亡，做得好就有市场，竞争中就能生存发展，产品就会不断的完善；做的不好，就没人理你，你就做不下去，就得死掉。要么辉煌，要么死亡，只有这么两条路。”第三，一年多次的考试安排，避免一考定终身，考试误差可以大大减少。“我们希望建立独立于政府和学校，能够承担起教育科研、顶层设计、工具研发、实时考试、组织评价、跟踪指导的专业性机构。
第三方考试和评价机构应该承担几项任务：了解区域或国家教育现状，诊断教育突出问题；归因分析、跟进指导，为教育部门、学校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建构各类区域或国家大规模教育考试标准与评价机制，全方位、多功能服务社会；制订并推进区域或国家中小学生学业评价指标，包括学业水平指数、学习动机指数、学业负担指数、身心健康指数、师生关系指数、教师教学方法指数、校长课程领导力指数、学生家庭背景对学业影响指数和跨年度的教育进步指数；创新形成区域或国家的“课程标准、日常教学、考试评价”高度一致的考试与评价标准系统，在操作层面上有效推进素质教育；解决留学考试皆“洋化”的问题。
朱永新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并鼓励社会化考试与评价的尝试。首先，应该了解中国到底有多少民间考试机构；其次，在行政审批、注册、税收方面应该给予关心和支持。
“考试和评价都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只是教育的手段或者途径。教育评价最重要的作用不是证明，而是为了改进。”朱永新说，“发展第三方考试和评价体系，对于克服我国现有的考试与评价的弊端，提高我国的考试与评价技术水平，改进学校管理，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它也是一项需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社会各界人士达成共识，共同努力和推动才能成就的工作。朱永新希望政府和教育部门能给予关注和重视，从全局的战略高度认识和推动第三方考试与评价体系的建立。
本文来源《中国教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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