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天，火辣辣的阳光晒满了我家门外的街道，上身穿着短袖白色汗衫的我，正忙着往一三〇货车上搬东西。
当最后一件贵重物品，也就是家里最值钱的”长城牌”彩电搬完后，只听咔嚓一声锁门声，我们就要与这座房子，以及相处六年的邻居们告别了。
此时，王姨、宋叔、黄二、沈花一家人，还有关叔和欧姨一家人，以及路东的邻居们纷纷聚到车前，进行话别。
“沈子，小孙儿，没事领老胖儿常回来串门。”
“好的，好的，我们会回来的。”
“儿子，给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再见！”
“爷爷奶奶们再见！叔叔婶婶们再见！”
随着马达轰隆隆作响，几声鸣笛，我们一家三口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早夕相处的邻居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省直科研事业单位，从事财务工作。
幸运的是，我刚到单位不久，就赶上单位分房。
分房前，单位成立了分房领导小组，组员由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办公室主任、行财科科长等人组成，那时，我们财务还没有独立，行政和财务合署办公。
分配的对象仅限于单位男性职工（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年青人除外）。此时，恰好我结婚不到半年，毫无疑问，我被纳入了分配对象。
经过分房小组商议，单位制定出一个分配方案。其内容主要包括：进入单位时间、职务、职称、人口等条件。当然，还有一条，那就是人际关系。虽然不能跃然纸上，冥冥之中，这一点也十分重要。
作为刚入单位不久的我，不论看哪一条，我都不具优势，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关注，只好凭天由命，顺其自然了。
没过几天，分配结果出来了。不出所料，我分到的住房一举拿下了当时的”两个之最”：一是最远。离单位实际距离约有五公里，骑自行车单程需要十五分钟左右；二是最小。居住面积只有十五六平米。
在没有拿到钥匙前，这座房子到底是什么样？面积有多大？有没有暖气？我是一无所知。
大约又过了两周时间，我从刘科长手中接过了钥匙。
拿到钥匙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在我们科的同事陪同下，骑着自行车，去看看这个房子究竟如何。
当我来到这座房子的时候，令我非常吃惊。
这座房子的周边像个贫民窟，更像是城市里的农村，方圆几十户人家只有一个公共侧所。
而我分到的房子，它是我们单位计算机室吴主任的，私有财产。它位于市针织二厂北门西侧，是一座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起脊，红砖白瓦，十分坚固。包括我自己，里面一共住有四户。南面两户，北面两户，中间是公用走廊，正门（公用门）朝东。
走廊里一共有四个炉灶，一个公用水缸，三个液化气罐，它们分别占用了一部分空间，过道显得有些狭窄，就连两人并行都成问题。
尽管居住条件简陋，距离较远，但要与当时那些住公共宿舍的人相比，我也知足了。
自从拿到钥匙后，我几乎每天下班后，都要去看一看，反复琢磨着以后怎么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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