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抖音看到一个视频：一位领着女儿的父亲，边下跪，边对着公园关闭的铁门大喊：“求求你们让她玩一下吧。”视频下有人评论这个父亲看起来精神有问题，有人评论让他大小孩也会让小孩觉得丢脸。非常类似的事也在加拿大发生过，当时政府不允许人们去公园等公共场所逗留，但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家长带着小孩在那里。有人可能会做出与上面一样的评论，觉得这些人把自己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上。
我当时心里涌起一阵奇妙的感觉，有的人太过轻易迈过一些门槛，才会觉得一些事毫无难度。我之前看到那些带着小孩去吃快餐的年轻父母，心里想这些人难道没有关于营养的知识吗，这么养小孩也未免太不讲究了。直到我后来看到了一篇论文，讲的是那些带着小孩去吃快餐的父母，并不是不知道这个行为不好，而是没有其他办法来满足小孩。
父母，总是忍不住想让自己的小孩开心，但如果他们条件有限，没办法总满足小孩的要求呢。小孩说，我要新玩具，父母买不起；想要去参加球赛，父母没办法承担费用……直到小孩说，我想要吃炸鸡，父母终于有能做的事了。谁能一直对着完全依赖自己的小孩天天说不呢。
我之前工作也很辛苦，很难请下假。一旦能和朋友出去玩，对我来说就特别珍贵。我看到那个视频，也忍不住想，他是不是答应了小孩要带她出来玩好久了，好不容易请下假，带着小孩出来玩一次，结果公园不开放。如果这次没能做到答应小孩的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带她来了，所以不想留下遗憾。我说不出他跪下求着进公园的行为疯狂，只是觉得很无奈。
当加拿大新闻报道人们不听封城的命令，在街上溜达，或者坐公交出去，有一些人对这些“不听管教”的人表示他们过于自私了。这件事发生时，加拿大通知封城有一年多了。政府一直说少出门，多在家，买菜也要尽量一个人去，所有餐厅都不允许提供堂食。相信有过在家长期隔离经历的人，一定能感受到那种孤独和烦躁。那些批评别人自私的人，我想他们一定有一定的资本，所以才可以不体会这种无奈。
大街，公园，公交，在我看来是一种面向穷人的公共服务。而疫情后，没有公共服务的平衡，不同经济基础下人们的生活差距加大了。在乡下有房子的人，可以居家办公，去周围的郊野散步，开车去没有人的地方。而其他生活在逼仄公寓里的人，只能再有限的空间里踱步。
我有个朋友最近对我说她要回国了，因为她快憋疯了。疫情后，因为担心，加上生活的限制，让她每天只能在家里来回走。她说她每天健康手表显示只有六七十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
我在疫情中感受到了一种公共场合的消失。首先，很多社交场所被迫关闭了，如果一个人没有高速网络，没有社交圈，可能只能活在一种被隔绝的状态。多伦多的高房价，也推动了一些公共场合被转卖成私人住宅，比如我就见到不少教堂改成了私人住房，我在书里也记录了公共庇护所被卖成私人豪宅的后果。
大公司也在其中起了一些作用。比如很多公司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提供公司特供的理发师，心理咨询师，按摩师等等，这些人被限制只能给这个公司的员工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很多原本面向公众的服务被这些公司垄断了，其他没有钱的人，更难去获得一些服务。当然养老院也有类似的趋势，公立的越来越难排上号，私立的特别贵，很多人无处养老。
在疫情下，人们的差距又近一步拉大。想起之前看加拿大现任财政部长方慧兰，在10年写的一本书说：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漏斗型社会。也就是说富人和穷人的人数会越来越多，中产会越来越少。我觉得很现实，不仅是贫富差距，各种差距都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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