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的是水建馥先生《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译本。
很短的一篇，读的时候随手记的札记大多是引用。所引的内容并不一定代表我的全部观点。另外虽没有刻意去做，也作为一种东西方观念的对比吧。
「亲爱的克里同，我们何必管多数人怎么想？大多数通情达理的人的意见才是最值得考虑的。」
理解起来有点不顺，似乎应作「少数通情达理的人」，又或者他的意思是多数人之外的那部分人中的大多数通情达理的人。
克里同：「一个人一旦受到诬陷，群众不仅会造成小麻烦，并且能造成大灾难。」
苏格拉底：「克里同，我希望群众不仅能造成大灾难，而且能办成大好事。那就太好了。可惜这两方面他们都办不到，因为他们既不能使一个人变得更聪明，也不能使一个人变得更愚蠢，他们只能随波逐流。」
《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知之」是让他们「造成大灾难」和「办成大好事」的条件。两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正希望他们如此。关于民主的问题，《辩护词》的札记已具，不多言。
「我们坚持认为人不光是要活着，而是要活得好。」
「活得好和活得正当是一直的。」
「做错误的事总是不对的，不光明正大的。」
「我们绝不应该做错误的事，甚至不应该像群众所想的那样可以以错误去应付错误。」
「一个人不管对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们也不应该用我们的错误对抗他的错误，不应该对任何人做坏事。」
《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公羊学说允许反于正道，只要最后的结果归于正道即可。换言之，公羊学说允许在结果归于正确的条件下，以错误应付错误。这一学说虽然存在争议，在史书中多能找到实践者。
又，陆宣公《论替换李楚琳状》：「议者谓之权宜，臣又未谕其理。夫权之为义，取类权衡，衡者称也，权者锤也。故权在於悬，则物之多少可准；权施於事，则义之轻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舍轻；其远祸也，必择轻而避重。苟非明哲，难尽精微，故圣人贵之，乃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言知机之难也。」宣公明显对权衡很慎重，否定了滥用权衡的做法，但他没有明说是否可以「反于经」，他只提到权衡之难与使用权衡的慎重。
据说宋儒反对权衡的做法，没有读过他们的议论，不妄言。
「不论在战场，在法庭，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你的城邦和政府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应该照办，否则也应该向她讲清楚怎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你对你的父母粗暴无礼，那是违背天理的，如果你对你的祖国粗暴无礼，那更是大逆不道。」
《孝经·谏诤》：「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孔子家语·六本》：「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
苏格拉底将城邦类比为父母，联想到上面两条谈孝的（换成忠应该差不多）。第一则与苏格拉底所说的「向她讲清楚怎样才是正确的做法」，而第二则不同，第二则允许在讲不清楚的情况下又逃开。据说亚里士多德被起诉时选择逃走，他的理由与第二则类似。
「这并不是你被迫被骗订立的，不是你被迫在短期内决定的，是经过七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你如果对这协议不喜欢，认为不公平，你尽可以离开。然而你尽管常说斯巴达和克里特好，你并没选择它们，也没选择别的城邦，也没选择去哪个外国，你比瘸子瞎子残疾人离开这城市的次数还少。你比别的雅典人更满意这个城邦，显然也满意我们——法律。谁会满意一个城邦而不满意它的法律呢？现在你居然不再遵守你的协议吗？」
《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苏格拉底和夫子都在试图改变现实。而夫子留在昏暗的国度内并不是「满意这个城邦」，只是他完成他的理想必须留下来而已。「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反过来说，天下无道他就要去改变，这又与苏格拉底遵守法律判决相反。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个人思想不同，还有制度的导向吧。
「总之，你若死，死得冤枉，罪在人民，而不在我们法律。」
会被用来滥杀的法律，又是完全无罪的吗？自然人民有罪，但这样的法律必定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201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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