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74：哪里有什么“替天行道”

《道德经》74：哪里有什么“替天行道”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民众一旦看不到希望时最不害怕的便是死了，为政者为什么还要用“死”来吓唬他们呢？如果为政者能使人们一直畏惧死亡，对那些寻衅滋事者，假定我们可以把他抓来杀掉，谁敢来做这件事儿呢？这件事常由天地间专门掌管生杀的来落实。那些代替掌管生杀者实行杀人的，就如同代替技艺高超的木匠去胡乱裁截木头。代替专业的木匠砍木头，姑且不论对木头的伤害，很少有不伤及自己双手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有化育万物的自然使命，人协同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并立为“天地人”三才。所以天地没有什么偏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与天地并立，也没有什么偏私——“以百姓为刍狗”——把百姓当做祭祀用的草狗任其自然生息。

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经》也是反对“杀人”的，除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战争，强调“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把军事力量定义为“不祥之器”，还倡导为政者“不尚贤，使民不争”。

在这里，《道德经》进一步从“为政者”的角度，强调了“杀人”之政的弊端。

一、民众真的怕死吗

民众真的怕死吗？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琢磨的问题。乍一看，的确如此，毕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问题是当一个人生无可恋时，对生彻底绝望时，还会惧怕死吗？作为居于上的为政者，倘若视民众为草芥，侵夺民众基本的起居生活，堵塞民众的基本生路，民众还会惧怕死吗？

正如《道德经》所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如果民众生无可恋不再畏惧为政者的威权了，对于为政者而言，真正关乎存亡的大威胁也就来了。也就是说，民众未必怕色，真正怕出问题的反而是居于上的为政者。所以，以死来逼迫、威胁民众的为政者是愚蠢的。

二、生死该由谁来决定

假定为政者有办法让民众总是处于“畏死”的状态，然后抓住“畏死”的牛鼻子驱使民众，对于那些不服从驱使的“寻衅滋事”者，杀一儆百，谁该来执行“杀人”这一刑罚呢？

上天有好生之德，孟子干脆把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在能让天下“定于一”的诸侯王身上，谁能让天下“定于一”呢？孟子干脆指出——是那些不以杀人为嗜好的诸侯王。

回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理思路，孔子认为这一治理思路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道德经》也提出了“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的问题，是啊，谁能来担纲“杀人”的职责呢？

《道德经》没有明言，只是含混的指出“常有司杀者杀”，这里的“司杀者”是后来的刑部大堂吗？是具体执行死刑的行刑官吗？显然，都不是。真正能够执掌人的生杀的，恐怕不会是具体的人。

不是“司杀者”去杀人，是会产生不好的后果的。就像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干本应由高超技艺的木匠来承担的精细木工活一样，要么毁掉材料，要么伤及双手。

生死，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件大事。作为为政者不能拿民众的生死当儿戏，更不可自以为是去做那个“司杀者”。治理的思路，还是要回到孔子讲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毕竟，刑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年，孔子讲“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后来有专门嘱托自己做刑狱官的弟子，干工作不能为干工作而干，对于刑狱官而言，要以让天下人“无讼”，刑狱中犯人越来越少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