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兑奖场景，“2元+运气=桑塔纳”成了引人入胜的诱惑，图源自网络
这样的场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城市都不少见，人头簇拥围了一圈又一圈，钻进了人层圈里边才能看到不高的抽奖台，还有堆在现场的汽车、摩托车和大电视等奖品。大喇叭呼呼嚷嚷，一息不停地循环播报，“一等奖桑塔纳汽车一辆”的丰厚奖品好消息。
底下人头汹汹涌涌，买奖券的、看热闹的，跑一大圈到僻静地方自己默念“菩萨保佑”静静刮奖的；或紧张、或兴奋、或懊丧，百样人有百样脸色，不过一样的，都是期待充气拱门上的“2元+运气=桑塔纳”能够最终在他们自己身上成了真。
“奖券的诱惑”
90年代的“奖券热潮”让93年开播的经典情境喜剧《我爱我家》花上两集来细述这份“诱惑”。
*情境喜剧《我爱我家》剧照
全家看足球比赛，拼命给中国队加油，最后中国队一举得胜。贾志新却颓了，拍着大腿狂叹，“赢得不是时候啊！”，他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了中国队输上，结果全赔进去。
感慨没完，立马遭到老傅的政治教育：你像一个有三十年国龄的炎黄子孙吗？
*为了参与“有奖销售”，买了两大袋金刚砂牌手纸的和平女士
更荒诞的彩券故事则发生在我们和平女士的身上。
为了参与卫生纸公司的“有奖销售”，她提回家了两大袋“使用前起码要做上十分钟软化处理”的金刚砂牌手纸，尽管如此，为了抽奖，还是忍了！经历了一轮轮足球抽奖失败、报纸知识问答过期的败局之后，结果峰回路转中奖的希望最后居然绕到了这“金刚砂牌手纸”上。
这手纸直接让他们赢得了到香港旅游的机会。
只不过，中奖是一回事，兑奖又是另外一桩事。一心想着实现香港旅游梦的和平女士被报社、厂家和纸协不断踢来踢去，从这个税扣到那个税，从这个不知何物的材料到那个闻所未闻的证件。意志坚定、一心拿奖的和平女士最终也死了心，任由这个奖随风而去、不了了之了。
“有奖销售”
这种“有奖销售”、发兑奖券的形式可以说是在90年代红火一时。这种“有奖销售”的模式也被认作是当代博彩业的发端。
在1985年前后，一些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事业单位就开始用“奖券”的方式来帮助商品销售和银行储蓄。“有奖销售”已经推开，就得到了市场的热烈反馈，尝到了甜头的企业、单位更是一拥而上，由此出现了大批“有奖发售”的热潮。
*排布满奖品的奖品成列区，特等奖的电视、一等奖的汽车、二等奖的时钟、三等奖的搪瓷脸盆和四等奖的肥皂排布成圈都吸引着来往行人的目光。
“那时候银行里面，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小城市的银行，80、90年代资金还是比较紧张的。收进来的多，放出去的额度也办法涨。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跟着一些单位学‘有奖销售’，做‘有奖储蓄’的活动。
我们一等奖那时候是一个电视机，群众里反响是非常好的。一下大家储蓄的热情很踊跃，那时候为了提高获奖率，还设了很多小奖，比方牙膏、纸巾还有现金这类的。那时候大家排着队摸奖，队伍很长一直通到街底的电影院那里。”
*街头为了一张奖券大打出手的年轻人，图源自网络
这样小小的奖券也帮助银行拿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为当时急需发展的经济注了血。
同样的还有各式供销单位，有奖销售也帮助不少单位清底了一些积压的库存，拿到了急需的流动资金。让一些发展困难的企业单位化亏为赢、重新站了起来。
可以说，小小的彩券所带起的“有奖销售”对当时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不过不少人也遇上了像和平女士那样的魔幻经历。
“卫生纸硬得像砂纸”不再是段子而已，一些单位趁着“有奖销售”的热潮趁机把残次、挤压的商品一并销出；还有的消费者拿着奖券一路去兑却兑换无门，被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还有些单位甚至滥用行政手段，强行摊派彩券，招引了不少人的反感和投诉。
针对这样的情况，不久国务院就在当年发布了《关于制止滥发各种奖券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制止滥发各种奖券，所有工商企业均须立即停止举办有奖销售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有奖募捐活动。但提出对为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而举办的有奖集资，经当地政府批准可以试点，但不宜普遍推广。
*高扬的“福利彩票兑奖表”和围簇着的人头，图源自网络
百花齐放的奖券
“有奖销售”的风气从银行吹起，又一路衍伸到了其他供销部门和商业部门，带来了可观的资金流。几项组合监管，并没有打消大家对于“兑奖”的热情，由此这些奖券开始独立发行。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批复了民政部《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同意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奖募捐活动。
1987年6月3日，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1988年，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发行“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集资奖券”。到了1994年4月，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成立，我们所熟悉的体育彩票才开始正式出现。
不过早在体育彩票正式发行前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各式各样、百花齐放的“彩票奖券”就已经开始风靡，“上街摸奖”成了很多人当时下班要做的第一件事。
同之后由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发行、统一归属国家财政部指导发行的彩票市场不同，那几年的彩票尚属于“各自为政”的“管理空窗期”。
*等待兑奖的人和抛洒一地的奖券，图源自网络
按当时的规定，彩票并没有限制发行的部门。
想发行彩票的部门，只要将所要发行的数量、金额、设置的奖品、募集的公益金等项目按照相应规定向当地县一级政府申请，获得批复后，进行相应的公证即可开始发行和销售了。
当然为了确保公正，公证部门会在彩票销售现场派驻一位公证员来监督整场活动。
*没有中奖的“苦恼人”，图源自网络
“彩票”这个从吕宋传来的古老游戏，很快就以汹涌的态势把城市里的人们裹挟到了其中。
当时抽奖所对应的奖品多以实体奖品为主，大奖大多是市面上紧缺、紧俏的彩电、摩托、电冰箱、金器等，而小奖品则覆盖了从毛巾、牙刷、脸盆到纸巾的一系列日用品。
改革开放之后，大家手中拥有的资金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种用“小钱博取”大奖的方式一下就让彩票成了90年代一样迷人的“小游戏”。大家都期待着大喇叭报出的下一个幸运号码属于自己。
*簇拥着看彩票的人和散布着的“财富希望”，图源自网络
另外，当时市场上物资的紧俏，也让很多人把投机购彩，当做了一条可行的财路。他们期待着把这些中奖的紧俏物品转手卖给他人，再挣上一笔可观的数目。这也让当时的奖券摊旁常围着不少交易的人，没中奖的人围着也会看看，领走奖品的人最后能把这些电视、摩托卖出个什么样的价钱。
“每天只要你到大街上去，就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一大群人围在那里，然后过会儿就有人默默地走出来，一会儿有人高兴地跳起来。”
摸着了的欢喜，摸不着的跳脚
即将揭晓大奖时的紧张激动是当时很多人所体验过心情。
“我那时候花了100块钱，最后买了50张，一个人蹲在墙角一张一张地刮。刮一张，没中，扔了；刮两张，没中，再扔……一直挂到最后一张，当时心想最终一张再不中，我再也不中了。看看台上这么多奖品，就算最后让我中个纸巾牙刷也好啊。”
不过最后让阿健失望的是，第50张彩票还是让他一无所获，台上的小汽车仍离他很远很远，但这种即开即中、即开即兑的活动让现场很多人感到又兴奋又刺激。
“整个体育场周围都是人山人海，大家都想过来碰碰运气，毕竟只要两块钱，万一这奖要真落到我口袋里呢？”
别说那时候像阿健这样的年轻人，连阿健妈妈当时受了风潮鼓舞，也撺掇着阿健帮着捎带两张，试试运气。虽然最后什么奖都没中，但刮奖时候的紧张、心跳让他们在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
“那时候看他们拿着奖券上去兑奖的，真的是羡慕啊，敲锣打鼓的，都是中高档的小轿车，桑塔纳、富康还有奥拓都有。那时候会开车的还不多，就专门有司机帮忙把车开到中奖人家里的。”
*另人心动的奖品：成排成列的小轿车，图源自网络
阿鑫就是阿健当时所羡慕的人之一，他当时花了20块买了10张彩票，挂到倒数第三张的时候中了一台19寸的彩电，挂到倒数第二张的时候中了一台铃木王的摩托车。
“我应该是那场最幸运的人了，连中两个大奖，统共就花了二十块钱，彩电也有，摩托车也有。回去整个弄堂、还有单位里的同事都知道了，那时候就要我请客请了好几天。那时候跟我一起去的朋友也买了二十块，结果一样都没中，都说那两年偏财运都挂在我身上了。”
同去的朋友不甘心，后来又掏钱买了十张，期待好运一样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不过这样的运气似乎总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后来一心投入彩票成为“老彩民”的阿鑫却再没有过机会中得这样的大奖。
“就是命里定的吧。”阿鑫想起那个大家为奖券狂欢的年代，语气里总带着点眷恋，他怀念那个时候，“我后悔那时候中了奖，没再多买两张，凭我那时候的运气，说不定能把汽车也赢走了。”
*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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