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前大学生还是香饽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标签，大多数应届大学生还享受工作分配，即便没有找到心仪工作的大学生也是各企事业单位优先考虑录用对象。但隨着社会不断进步，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大学生正逐渐褪去光环，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的供需关系逐年发生转换，而且有更进一步的转换趋势，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用人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优胜劣汰是常态，铁饭碗将会越来越少，所以当代大学是最艰难的一代人，因为他们同时也面临着自主创业最艰难的一个大时代背景。
我在2001年进入中移动工作，得益于改革开放迸发的经济活力，个体间的交互联系需求日益增加，央企背景的中移动凭借寡头垄断优势，业绩高速增长，同时面临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市场竞争，业务部门也不断增加，工作人员从我们刚进公司时不到一百人，逐年递增。同步发生变化的是对应聘人员的学历要求也越來越高，这其实就是一个供需关系悄然发生变化的严酷现实：“当代大学生正逐渐被用人单位筛选”。天之骄子的时代一去不返。但是我们很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因为从小被过度保护和宠溺，对生活艰难根本没有深切体会，他们很多都可以说是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这也是日后我们这些70后在工作交流中最多的感慨，他们中很多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小事不屑干，大事干不了，怕吃苦，要面子。
2004年央企改制，我受公司指派，去苏溪筹建金华地区第一家分局，当时只有我算是老员工，另外的同事都是刚从工商学院招聘进来的应届毕业生，一位服务Vip的客户经理姓赵，一位服务中移动合作渠道的销售经理姓黄，一位营业厅店长姓楼的女孩子，还有三位营业厅业务人员也都是刚大学毕业的女孩子。公司将工作委派给我以后，就将我们几个乌合之众流放一样扔到了苏溪；分局的办公场所，营业厅选址，房屋租赁费用的谈判都要我去交涉。几个刚从浪漫的校园生活出来的大学生去到一个陌生的乡镇里一切都很好奇，东看看，西逛逛，看得出来他们在人头攒动的、充满一片小商贩吆喝叫卖声和熙来攘往的农民工讨价还价声的街头上，他们脸上有着一种不用掩饰的优越感，仿佛那种市井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只是偶尔闲暇之余在信手拈来的某本描写农村生活的书本上的一些内容而已。当我终于物色到合适的场所后，我当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如何让这一群活在自己理想国度里的雏鸟更快的学会单飞，打磨下他们的优越感和锐气。我有意识的让他们去和房东谈租房协议，结果他们连水电费多少一度也不清楚。记得当时的房东是一位举止儒雅的金姓中年男子，夫妻俩都很有修养。他们和蔼的问我：“他们都是学校出来的大学生吧”？我笑着点头。夫妻俩会心一笑也没说什么。前期准备工作第一步总算落地，接下来便是装修工作，公司对第一家分局非常重视，装修，里面的布局都有专业设计公司跟进设计。装修竣工期限，分局试营业时间都有具体明确，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我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全程参与进度跟进。终于如期完成。但我知道接下来才是对我们更严峻的考验，因为是第一家分局，开业只是踹门一脚，开了个头而已。我们要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农村市场服务模式，为以后陆续开设的分局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工作开展模板，所以深入到每个农村去开展我们的服务和农村市场渠道拓展，以及让当地政府部门认可我们才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时至今日我仍记忆犹新，我们几个人当时是如何艰难的展开工作：炎炎夏日，我让公司给我们派了辆工程车，几个男同胞从公司五楼仓库抬下淘汰下来的办公桌椅，挑拣出几台淘汰下来的电脑，女孩子去综合部门申领办公用品，然后几个人像农民工一样去往苏溪，一个个汗流夹背的抬下那些东西以后，还要自己负责办公网络的调试和开通。而且当时的乡下经常三番五次停水停电，经过申请，公司配了一台柴油发电机（就是要用手柄启动的柴油机组），柴油机是放在一间狭小的，一下雨就漏水的临时棚里面，外面下大雨就简直无立足之地，所以我当时笑称自己是打杂的，既要顶着烈日用小毛驴驮着他们去走街串巷，还要挨个深入农村和当地百姓去宣传移动的服务内容，既要让他们知晓以后中移动可以为他们提供便利的就近服务，也要向理解能力普遍不高的乡亲们解释复杂的移动资费。同时还要走访当地的政府部门，向他们通报分局成立事宜，并将分局纳入当地的政府内部通讯录，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分局在当地的影响力。
几个月折腾下来，当初几个白白净净的毛头小伙子已经变成黑炭头，当初的稚气和优越感渐渐褪去。我知道他们终于算是踏入了社会的大门。后来经过多次竞聘，我也转遍了大半个义乌的乡镇：苏溪半年，后宅四年，大陈一年，上溪和城西一年。如今我已年届不惑，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同事多半也都已经成了公司的骨干，很多已经踏上了领导岗位。在某处碰到我，他们仍然感觉很亲切，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会尴尬，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我，我就笑笑叫老傅吧，他们多半还是叫不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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