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刚入冬时，我去德州赴完姥爷的寿宴，开车回东营。
德州和东营之间要走那条极长的荣乌高速（也好像是济青高速，我忘记了），空旷整齐的沥青路很容易让开车的人感到疲乏和无聊。
老旧的别克车上坐了四个人，还有一只硕大的包裹，这使得可怜的老别克像一头步入暮年的骆驼一样，在我深踩油门时发出嘶哑的低吼。
进出高速的收费站都设有疫情防控点，过路的人要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下高速的检查口摆着一张白色方桌，围着方桌坐着三个检察员，见到我们的车靠近便欠身起坐，拿起桌上准备好的场所码让我们扫。
我把窗户打开一半，伸出手机扫码，手持场所码泡沫板的男人立马对我说：“把口罩戴上！”
我有点疑惑：“我在车里，还需要戴口罩吗？”
“在车里也得戴，疫情这么严重，你不知道吗？”
一路的疲乏像一颗银白色的钠块被投进水中，在此刻瞬间爆炸：“我在车上戴什么口罩，管这么宽。”
男人不再说话，好像被我突然提高的嗓门吓了一跳。
后来的一路上我都有些意难平，嘟囔着抱怨。
过了很久我又想到这件事，觉得那个男人确实没有做错什么，但，我有错吗？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类似这样的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三年来，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好像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行程码取消后，有些人变得惜命，有些人无所适从。
之前有个说法是，手机已经变成了人类的新器官，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它。但在这三年中，真正成为我们新的器官的其实是各种“码”。
虽然在技术层面上不会发生，但我还是很担心世界上的二维码会被消耗殆尽。
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我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因为出行的限制发牢骚，因为害怕自己会变成众矢之的。
十一月初的东营经历了一次疫情小爆发，舆论都把矛头指向了“把病毒带回家的人”。
人最大的恐惧之一便是站在人群的对立面，身处人群之中时也许无所畏惧，但当自己真正地逆人潮而行时，那种恐惧无以言表。
好在，12月13号的零点，我们再也搜不到行程码了，再也不会出现因为扫码时手机太卡而被人插队的尴尬，再也不会连夜跑去人民医院做核酸，再也不用担心混管试剂里出现一个阳性了。
疫情转向，我们终于可以把那些从前难言的、让自己感到累赘的事情一吐为快了。
只是我的青春中，永远留下了一个绿色的、浅浅的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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