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在于水墨留白。
中国话的最高境界，在于话留一分。
所谓话留一分，就是话不说多，话不说满。
看过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一位年轻人，很想成为爱迪生的助手，费了很大功夫找到了他。
恰巧，安迪生也需要一位助手打理事物，便见了他，问道：“你有哪些优势？”
年轻人说：“希望您能留下我，我一定会发明出一种万能的溶液，它可以融化一切，我已经开始研究它了。”
爱迪生听闻，很是惊讶：“既然能融化一切，那你打算用什么器皿来装这种溶液呢？”
年轻人愣了愣，哑口无言，悻悻而回。
年轻人之所以面试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显示自己能力时，吹嘘过猛，将话说尽，没有留点儿回旋的余地，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如果他懂得话不说满的道理，凡是留点后退的机会，也许能如愿以偿。
曾国藩说过：“话不说尽有余地。”
很多人喜欢将话说满，不考虑结果，只为图一时之快。
观察一些成功人士的言辞，可以发现，他们在谈论时喜欢用“大概”、“可能”等不确定性词语。
这种表达方式不是虚伪，而是他们习惯说话留一分余地。
所谓的余地，就是为了容纳意外，从容转身。
“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这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留下的经典语录。
很多人认为，能说出如此名句，又身为校长的他，一定是位能言善辨，口若悬河之人。
可出乎意料，梅贻琦却是一个地道的“寡言君子。”
他习惯话不多说，话不说尽，并将此贯穿一生。
有学生对他这不确定性的习惯，做出一首流传很广的打油诗来调侃他：“大概或许也许是，恐怕仿佛不见得。”
为此有人抨击他懦弱虚伪，德不配位。
但更多的人反而觉得，正是他的话不说尽，极少满口承诺，才体现出他严谨的人格魅力。
在局势动荡的年代，他将飘摇的清华稳定下来，不仅增设了工学院，还充实师资，培养无数人才，达到了和北大比肩而立。
陈寅恪曾称赞他：“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所以，保留一分话，不仅多出一分从容进退的空间，更保留了一分谦虚的态度。
曾国藩说过，平生最好（hào）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
花全开，就开始凋谢；月全圆，就开始残缺。
不论何事何物，都是过满则亏，物极必反，说话亦是如此。
曾国藩28岁中进士，以三甲进士的身份入翰林院当职，对于出身农家的他来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正值春风得意，难免有点膨胀。
一次，在给父亲过寿时，曾国藩邀请了几位好友一起小聚，推杯换盏间，对好友夸夸其谈，大言不惭。
好友劝诫他慎言，可他毫不在意。见此，好友愤而离去。
父亲得知此事，痛骂曾国藩言行轻浮，德行有损。
事后，他回想起当日的言行，后悔不已。并在日记中写下“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禁大言以务实”来以此为戒。
此后的一生，曾国藩在“戒多言”中下足功夫，不仅日日自省，更在家书中多次强调“话满人嫌、轻诺寡信”的重要，要求族人以此为戒。
《周易》中记载：“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
人品好的人言辞简明，浮躁失德的人言辞繁多。
说话，既易，又难，它时刻检验着一个人品行。
生活中，那些信口开河，言而无信之人，谁能看得起呢？
莫言在《檀香刑》里写道：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古人云:“处事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
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话说绝，总有一些事物不在自己的掌控中。
所以说，话说九分，留有余地。不但体现了一个人说话的智慧，也关乎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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