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树桢与颂簋传奇故事

丁树桢与颂簋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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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树桢与颂簋传奇故事

      清晚期，颂簋，从山东布政使李山农手中，被山东黄县丁氏家族的丁树桢(字干圃1861~1915) 收藏。丁氏家族主营当铺、钱庄，业务广布山东、河北、河南、江浙、关东等多个省市，乾隆年间，成为山东首富。该家族不但经商和仕宦都很成功，而且热心公益，乐善好施。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黄县知县为加强防务倡办团练，丁树桢慷慨捐银两万三千两。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丁树桢成为著名的金石收藏家。除颂簋外，亚形鹿鼎、谌鼎、三年师兑簋、父戊簋、曾侯簠以及山东博物馆的射妇桑鉴、虢叔旅钟、作宝尊彝鼎，烟台市博物馆的象牙凉席等，都曾是丁树桢的藏品。

      由于颂簋的珍贵，以至于后来丁家弟兄分家时，谁都不愿舍弃，于是器身和器盖便分别被兄弟俩收藏。抗战时期，器身入藏胶东古物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1954年山东省博物馆建立，颂簋的器身随胶东古物委员会的其他藏品一起入藏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丁氏家族的后人、住在青岛的张秀琳女士，得知器身已在山东省博物馆，遂把簋盖捐献出来，从此器身器盖始成完璧。

        山东博物馆藏有青铜器四千多件，其中四十多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颂簋便是其中之一。它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的颂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颂壶，铭文内容相同，是同一组青铜器。因器主是西周王室一个叫“颂”的官员，遂以“颂”为器名。颂簋、颂鼎、颂壶又被称为“三颂”，其中簋存世数量最多，器盖俱全的有6组，曾分别被刘喜海、刘鹗、吴士芬、端方等人收藏，此外，尚见两个单独的簋盖。

      丁树桢入藏山东博物馆的颂簋，原来是刘喜海的旧藏。刘喜海(1793——1853)，字吉甫、号燕庭，山东诸城人，生于世代书香官宦门第，曾祖父刘统勋乾隆时官至工部尚书、刑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叔祖父即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的刘墉，嘉庆时任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与成亲王永瑆、翁方纲、铁保并称清代四大书家。刘喜海本人为官三十多年，官至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是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的金石学家、钱币学家，著有《古泉苑》、《长安获古编》、《海东金石苑》、《嘉荫簃论泉绝句》等，一生收藏宏富，尤以钱币为最。山东博物馆所藏国家一级文物带木匣的賹六化石钱范，就曾是刘喜海的藏品。他收藏的铜器有父丁方鼎、鱼父癸方鼎、宋公鼎、善鼎、季屖簋、广作父己簋、迟盨、曼龚父盨、伯车父簠、且癸爵、父戊爵、史父辛爵、旅父乙爵、益公钟、眉寿钟、兮仲钟等等，陈介祺十钟山房中有四件钟，就来自刘喜海的旧藏。

　  刘喜海去世后，家中藏品随即星散，颂簋转归山东布政使李山农。清代的布政使，官阶为从二品，是各省级别最高的文职官员。由于身居高位，又喜金石，遂成为当时的收藏大家之一。所藏青铜器除颂簋外，还有止亚方鼎、旅作父戊鼎、俎子鼎、师雝父鼎、叔多父簠、陈侯作孟姜簠、叔宾父盨、静簋、郑虢仲簋、虢叔旅钟、亚父乙爵、父己爵、父庚爵、中父辛爵、屰且父癸爵等等。清光绪年间有一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谴责小说《廿载繁华梦》，书中有对李山农的描写。

　    顺便提一下，刘鹗和吴士芬旧藏的颂簋，现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端方的现藏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陈列馆。当年陈介祺还藏有一件颂簋的盖，后归上海博物馆。此外，日本兵库县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也藏有一盖。

　　颂簋这组青铜器早年出土于陕西地区，从造型、纹饰以及铭文内容、书体风格看，制作年代应当属于西周中后期，有人认为是厉王前后的器物。

　　簋在商周时期是一种盛食器。古人宴飨时席地而坐，簋就放在席上，里面装着黍(大黄米)稷(小米)稻粱等食物，供人们从簋里取着吃。从湖北盘龙城的考古资料看，簋在商代前期开始出现，有无耳和双耳两式，无耳簋形状像碗，下有较高的圈足，出现时间比双耳簋要早一些。西周前期，簋的式样增多，新出现了方座簋、四耳簋、四足簋，高圈足簋。西周中后期，弇口、鼓腹、圈足下另加三个小足的双耳带盖簋成了簋的主流。这种簋的装饰比较程式化，一般是器口及盖缘各饰一周相同的纹饰，器腹及盖面饰瓦纹，三足上端多作兽头形，下部呈象鼻状外卷，颂簋便属这一类型。

　  西周时期，簋和鼎一样，既是实用器，又是重要礼器。祭祀和宴飨时，簋以偶数和鼎配合使用，使用者身份高低不同，使用数量也不一样。文献记载当时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颂簋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敛口，鼓腹，圈足下另有三小足；口上有高隆盖，盖与器母子合口，盖顶有圈状捉手；腹部两侧有兽首半环耳并垂珥。在装饰上，颂簋的器口和盖沿各饰一周兽目交连纹(或称窃曲纹)，中间像眼，两侧各连接一回勾状曲线。这种纹饰是从动物形象，确切地说是从一种卷曲的龙纹变化而来的，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晚期，也是当时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之一。腹部和盖面，装饰着数道平行的凹槽状纹饰，称横条沟纹，因像老式房子上的瓦沟，所以也称瓦棱纹、瓦纹，这种纹饰，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非常盛行。颂簋盖顶的捉手内，饰团龙纹，圈足饰垂鳞纹。

　  颂簋属于西周青铜器，而西周青铜器最珍贵之处在于铭文，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内容和书法艺术，就是以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为重点的。因为商代的青铜器，铭文简短，绝大多数不超过10个字，虽然像戍嗣子鼎、小臣犀尊、四祀邲其卣等也有较长的铭文，但都不超过50字。到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是铜器铭文最繁盛的时期，早在西周成王时期，铭文篇幅就有显著加长的趋势。如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已达122字。到了康王晚期的大盂鼎，铭文多达291字，小盂鼎还要多一百字(可惜该鼎现在已经不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铭文字数更是多达497个，是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

      西周的青铜器，不仅铭文的字数多，而且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西周青铜器最有价值的地方。例如武王时期的利簋，记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成王时期的何尊，记营建成周；康王时的小盂鼎，记对方国(鬼方)的征伐；昭王时期的作册夨令簋，记南征伐楚；另有记奴隶买卖的恭王时期的曶鼎(晚清毁于兵火，仅存铭文拓本)，记法律诉讼的夷、厉时期的朕匜，记土地转让的厉王时期的散氏盘，记伐猃狁(古匈奴)的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而铭文字数最多的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记述了周宣王诰诫和褒赏其臣毛公之事，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过去说西周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其价值可抵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一篇，这是不夸张的。

　　颂簋的腹内和盖内都铸有铭文，内容相同，各15行150字，另有重文2字。铭文大意是：周王三年五月甲戌这一天，周王在周的京城康昭宫。清晨，周王来到太室就位，宰弘陪同颂进门站立在中廷，史官之长尹氏授王的命书。周王呼史官虢生册命颂。周王亲自任命颂在成周洛阳担任职务，大概是宫廷负责杂务的执事官，主管监造新宫，或认为是掌管仓库。任命的同时，还赐给他带花边的黑色丝质礼服、赤红色的围腰、拴着红丝带的玉璜，以及旗帜和马具等。颂向天子行跪拜大礼，并献上玉璋表示感谢，事后铸造了颂簋、颂鼎和颂壶，用来祭祀亡父龚叔和亡母龚姒。铭文中“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意思是感怀天子的美德，它和末尾“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辞句，常见于周代的青铜器上。

        从书体艺术上讲，颂簋的铭文无论是上下还是左右，都成列成行，布局整齐，字也写得很规范。特别是从字的大小均匀，笔划的粗细一致，起笔停笔不露锋芒，笔划转折处作圆弧形这几个特点看，都是西周后期的风格，它和商代晚期到西周前期那种字的大小常不相同、起笔收笔多尖锐出锋、笔画转折处多作方折的所谓波磔体的青铜器铭文有了明显的区别。颂簋上的这种铭文是金文最成熟的形态，是西周王室所使用的标准书体。

　　颂簋、颂鼎和颂壶是西周中后期一位直接受到周天子册命的官员于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所铸的一组青铜器，其出土时间当不晚于嘉庆年间。因其制作精美，又有长篇铭文，自问世以后，便广受金石学家的关注，遂散于各大家之手。其中刘喜海所获之颂簋，先后转归李山农、丁树桢之手，最后入藏山东省博物馆(现称“山东博物馆”)，不仅流传有绪，而且品相甚佳。其多达152字的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收录在清冯云鹏冯云鹓《金索》、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5年)、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殷周金文集成》诸书，对于研究西周社会的历史，尤其是西周的册命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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