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林：三车道的大街。桥。处处是教堂和墓地。还有糖果铺。一个小男孩帮一个蓄胡须的老头过马路并说：“安息日快乐。”老头露出微笑，在男孩的头上磕干净烟斗。男孩哭着跑回家……令人气闷的炎热与潮湿笼罩着这个区。居民饭后把折叠椅搬到街上坐着聊天。突然下起雪来。人们大惑不解。一个小贩顺着大街叫卖热椒盐脆饼干。他遭到几条狗袭击，被追得爬上了一棵树。不幸的是，树上还有几条狗。
“本尼！本尼！”一个当妈的在喊儿子。本尼16岁了，却已经在警察那里挂了号，他26岁时会上电椅，36岁时会被吊死。50岁时，他会拥有自己的干洗店。这时他母亲端上早餐，因为这家人太穷，买不起新鲜的面包卷，他只得往《新闻报》上抹橘子酱。
埃比兹棒球场。球迷在贝德福大街上排队，想得到右场墙壁上空击出的本垒打球。8局未得分之后，人群发出高叫。一个球从墙壁上空轻快地飞过，热心的球迷为得到它而推搡起来！不知为何，那是个足球——谁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季晚些时候，布鲁克林道奇队的老板把他的游击手换到匹兹堡，换来一个左场外野手，然后把自己换到波士顿，换来的是勇士队的老板以及他最小的两个孩子。
羊头湾：一个面色黝黑的人开怀大笑，并拉上了捕蟹笼。一个大个儿螃蟹用钳子夹住这个人的鼻子。这人不笑了，他的朋友在一头拖，螃蟹的朋友在另一头拖。难解难分。太阳下山了，他们仍相持不下。
新奥尔良：在一处墓地，一具尸体入土时，一支爵士乐队伫立在雨中演奏忧伤的圣歌。这时又奏起活泼的进行曲，开始列队行进回市内。走到一半时，有人意识到他们埋错了人，不仅如此，根本就错得离谱：他们埋的那人没死，也压根没病；事实上，他当时正在真假声交替唱歌。他们又回到墓地，把那个可怜的家伙挖了出来。此人威胁要告他们，但他们答应让他把西装送去洗，把账单寄给他们。同时，没人知道究竟谁死了。这支乐队继续演奏，旁观者一个接一个被埋掉，所据理论是死了的会埋得最顺利。不久，显然没人死掉，这时已经晚得一具尸体也找不到了，原因是放假造成的交通高峰。
现在是狂欢节，到处是克里奥尔风格的食品。街上挤满身穿化装衣服的人。有个穿得像只虾的人被扔进一锅海鲜浓汤。他不情愿，可谁也不相信他不是只甲壳动物。最后他掏出驾驶执照，就被放开了。
博雷加德广场上挤满了观光客。玛丽.拉沃曾经在那里表演伏都巫术。现在有个海地老“男巫”在兜售玩偶和护身符。警察要他走，两人吵了起来。吵完后，警察只有4英寸高。愤怒之极的警察仍然想逮捕他，但声音尖细得谁都听不明白他的话。不久，一只猫跑过大街，警察被迫逃命。
巴黎：湿湿的人行道。灯——处处开了灯！我在一间露天咖啡馆遇到一个人，是安德烈.马尔罗。奇怪的是，他认为我是安德烈.马尔罗。我解释说他是马尔罗，我只是个学生。他闻此松了口气，因为他喜欢马尔罗夫人，很不愿意想着她是我太太。我们谈了些严肃的事情，他告诉我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除非他意识到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他才能真正理解存在。后来，他提出卖给我一只兔爪。几年后，我们在一次晚餐时相遇，他再次坚持说我是马尔罗，这次我没争辩，而是开始吃他的什锦水果色拉。
秋天。巴黎因为又一次罢工而瘫痪。这次是杂技演员。没有人翻筋斗，这座城市陷入停顿。不久，罢工扩展到包括杂耍演员，然后是口技表演者，巴黎人将其视为基本服务，很多学生变得很暴力。两个阿尔及利亚人被抓到在练习拿大顶，而被剃了光头。
一个长着棕色卷发的10岁小女孩往内政部长的巧克力奶油冻里藏了个塑料炸药爆炸装置。刚咬了第一口，内政部长就冲出富凯家的屋顶，毫发无损地掉在中央菜市场。如今中央菜市场已不复存在。
开车穿越墨西哥：那里的贫穷境况令人咋舌。许多顶阔边帽让人想起奥罗斯科的壁画。阴凉里的温度也超过100度。一个穷印第安人卖给我一块卷了烤肉的玉米烤饼。味道很好，我喝冰水才把它咽了下去。我胃里略微感到恶心，接着就说起荷兰话。突然，我肚子有点疼，让我扑通一声倒在地下，像本啪的一声合上的书。半年后，我在墨西哥的一家医院里醒来，头上完全没有头发，手里紧抓着一面耶鲁大学的锦标。这是种可怕的经历，别人告诉我因为发烧而神志昏迷，在鬼门关徘徊时，我从香港订购了两件西装。
我在一间病房里养病，里面还住满了很多很不错的农民，我跟其中几位成了好朋友。有位叫阿方索的，他母亲想让他当个斗牛士。他被一头牛撞伤，后来又被他母亲撞伤。还有胡安，他是个头脑简单的养猪户，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却偏偏诈骗了国际电报公司600万美元。还有老赫尔南德斯，他和萨帕塔一起并肩度过多年马上生涯，直到那位伟大的革命者因为他老是踢自己，而命人逮捕了他。
下雨。一连下了6天。起雾了。我和威利.毛姆坐在伦敦的一间酒馆里。我内心痛苦，因为我的第一部小说《自豪的催吐剂》遭到评论界的冷遇。《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则好评，却因为最后一句而坏了味道，它称这本书是“一片愚蠢的陈词滥调瘴气，西方文学中未有匹者”。
毛姆解释说这则评语尽管有多种读法，但最好还是别印上书中的广告页。然后我们顺着老布朗普顿路散步，雨又开始下。我把我的雨伞递给毛姆，他接了，全然不顾他已经有了把雨伞这一事实。毛姆这时拿着撑开了的两把伞，我则和他并排走。
“千万别把批评太当回事，”他告诉我，“我的第一个短篇被某个书评作者苛评。我一肚子气，说了关于那个人的一些难听话。后来有一天，我把那个短篇又读了一遍，意识到他是正确的。的确肤浅，结构也糟糕。这件事我一直没忘，几年后，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我往那个书评作者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
毛姆停了一下又买了第三把伞并撑开。“要想当一名作家，”他又说，“一定得冒险，别害怕显得愚蠢。我戴着纸帽子写了《刀锋》。在《雨》的第一稿中，萨迪.汤普森是只鹦鹉。我们得探索，得冒险。我开始写《人性的枷锁》时，只有一个连词‘而且’。我知道以‘而且’开头的故事可以让人喜欢读。渐渐地，剩下的也成形了。”
一股强风把毛姆吹得双脚离地，并让他重重地撞向一座楼房。他笑得格格响。毛姆接着给了我一条建议，在所有能给予一个年轻作者的建议中，数这条最为精彩：“在所有疑问句的结尾，都放个问号，效果会让你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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