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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黎明到黄昏》
“德意志各邦国”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是大约 2000 个互不相关的群体，到了 18 世纪中叶只剩下了 300 来个。其中萨克森 - 魏玛公国不如汉诺威、巴伐利亚或萨克森那样强大。它是个小城镇，周围环绕着丘陵和森林，景色宜人。乔治 · 艾略特 19 世纪中叶来访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仍然相当闭塞。然而，在 18 世纪的最后 25 年间，它不仅因成为德语文学的中心而著名，还促成了它邻近公国宫廷中习惯和文化观点的惊人变化。
当严酷的赋税榨干了一个小国百姓的血汗的时候，这个小国就会通过买卖或联姻的方式而被富国吞并。 2000 就是这样变成 300 的。
她邀请赫尔德这位诗人、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来到宫廷，他帮她把这种态度灌输给她的儿子卡尔 · 奥古斯特。当她的儿子需要一位教师但又是同龄伙伴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选定一位 26 岁的年轻作家进宫，这位作家因写了一本畅销书而闻名遐迩，他的名字是 —— 歌德
自那以后，歌德（可以说）就是魏玛的市政长官。从国家剧院到自然资源的保持，一切活动都由他监督或指导。这并不是说卡尔 · 奥古斯特公爵无所事事，或安娜 - 阿玛莉亚对政策没有自己的强烈意见。路易丝公爵夫人虽然受到丈夫冷落，但也并非完全不问国事。但是歌德是执行者，也是创新者，是他在各方之间促成妥协并确保其得到执行。有时，责任和麻烦纠缠在一起使他苦恼不堪，甚至兴起挂冠归里之念。但是他坚持了下来，把魏玛变成了普鲁士以外德意志人的知识中心，也间接地成为其他宫廷文明举止方面的表率。
普鲁士早就是个独立的王国，不需要追随什么榜样，它已经进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腓特烈大帝自己就是诗人兼启蒙思想家，会吹长笛，有 J·S· 巴赫这样的座上宾，并资助艺术和科学，他自从在魏玛现政府一代人以前即位以来，把柏林建成了一座光明的城市。
卢梭反对人为做作的思想正在开花结果，在此过程中，赫尔德发现了民族（ Volk ）。在这种兴趣的转移中，必然把人看作德意志人，不是黑森人或图林根人或达姆施塔特人。德意志人民的自我意识始于“魏玛”。
康德提出给科学和道德法规以同等地位和权威，这说明他感到了这种被启蒙思想家所无视的需要。
这种类型的叛逆预示着德意志人在世纪中叶或稍晚的时候开始的转变。他们曾被普遍嘲笑为梦想家和关起门来的哲学家，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出产专制领袖的民族，在战争、政府、教育、科学，包括哲学本身等各个方面莫不如此。他们先是为普鲁士所控制，在 1815 年帮助打败了拿破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行为准则后来成为他们的民族特征 —— 切合实际的秩序和制度，以及对促进民族团结，增进国力的规则的尊重
维特的一部分不满是来自他对社会歧视的愤怒。宫廷中对礼仪的讲究也向下蔓延到了资产阶级，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和称号，对自尊心造成伤害，令人极为反感。这种严格而烦琐的礼仪在德意志人的高层、中层和下层根深蒂固，连魏玛人也不能完全免除：诗人席勒的妻子被人看不起，因为她的法文不合格。她必须去瑞士补习好法文后才有资格成为公爵夫人的女侍臣。但维特式的自我放弃和其他类似的对习俗的屈服很快就被年轻人的奋力反抗所取代。
经济的关注是争取独立的动机之一。同情独立的英国政论家托马斯 · 潘恩正是这样说的。英国在把法国人赶出北美的战争中耗费了大量财力，一直在通过垄断殖民地贸易和对其征税来填补亏空。在愤怒的独立宣言发表前的 10 多年间，殖民地的抗议和暴力行动就一直不断。独立宣言的序言读起来像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这只能说明殖民地有一些精英访问过巴黎或读过进口的书籍。
在独立战争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的 20 艘船还真是属于博马舍的。大陆会议的代表保证用农产品 —— 主要是烟草 —— 来交换军火，但什么也没有从美洲运来。博马舍不得不借钱支付运往美洲的物资，运到之后石沉大海，连一声感谢也没有。很久以后，在博马舍的第一艘船开出三年半以后，他接到了大陆会议主席约翰 · 杰伊的一封感谢信，信中保证将很快采取措施偿还所欠的债务。与此同时，收信人应该知道他“赢得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尊敬，并将当之无愧地受到一个新世界的赞誉”。
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也同样广泛而活跃。提到这个领域，人们马上会想到《联邦党人文集》这本由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为确保宪法得到通过而撰写的论文集。在《联邦党人文集》发表之前，殖民地的报刊就登载大量的政治思想论文，尤其是同宗主国的冲突山雨欲来的时候，也正好是期刊数量激增的时候。
必须指出，在高等教育方面，南方不是苏格兰的对手。英格兰的两所大学一片衰败景象。教授们，像诗人格雷，一生中只去讲过一次课，所做的任何研究都秘不示人。在海峡对岸，索邦大学的专业是谴责各种书籍，孕育产生新思想的是那些城镇的科学院。
再回来看爱丁堡。它获得了“北方雅典”的美誉，因为到了 18 世纪结束的时候，它有着欧洲最好的医学院；出了三位哲学家 —— 休谟、里德和哈特利；一对著名的历史学家 —— 还是休谟，再加罗伯逊；还有独一无二的亚当 · 斯密这位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 456 ＞）。
休谟在一篇绝妙的对话中表明，相信奇迹以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宗教是非理性的。但他并无偏向，又指出科学也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坚实基础之上，因为事实上，因和果不过是事件在时间上的习惯性先后次序，它们之间没有可见的联系。这些结论的双重局限刺激了德意志的伊曼努尔 · 康德的头脑，（据他自己说）“把他从教条的昏睡中惊醒”。到 18 世纪 80 年代，康德已经在重建哲学和宗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508 ＞）。
1781 年 5 月 9 日，萨尔茨堡大主教的管家把一位 25 岁的瘦小青年痛骂一顿后踢出了大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 —— 当我想象歌剧应当写成什么样的时候，火焰窜过我的血管，我急切得全身发抖，迫不及待地要让法国人明白他们必须了解、欣赏并且惧怕日耳曼人。 —— 莫扎特
莫扎特所作的曲子遍及现有的所有音乐体裁。他靠收取佣金和自己作为钢琴大师开音乐会为生。尽管国王贵族经常请他作曲演奏，但不善理财的莫扎特却总是囊中羞涩，这表明了音乐家这一职业地位的低下。上层阶级还未能跟上艺术理论家的认识；对这些赞助人来说，教堂外的音乐只是娱乐而已
海顿的作品虽然内容自由、丰富、新颖，声音格式却仅限于悦耳，有时可以说是动人。他的 104 部交响乐没有一部能像贝多芬的 9 部交响乐一样压缩入如此密集的情感。
伦敦也是新闻不断。世纪中期，这座城市发生了 50000 名暴民的暴乱。乔治 · 戈登勋爵再次提出“打倒天主教！”的老口号，带领一群暴民游行请愿，要求废除最近颁布的一项减少对天主教徒某些限制的法令。抗议发展成整整一个星期的打砸抢。精神不太正常的戈登经审判被免除叛国罪，最后皈依了犹太教。与此同时，纽盖特监狱被暴民摧毁。不久后又把它重新建起，把戈登关在了那里。
他受到审判，幸运的是没有被投入监狱；他若进了监狱就会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囚犯一样在两年之后被杀死。在审判期间，他高兴地看到他的歌剧《塔拉勒》重新上演，但为顺应时代作了修改。原来剧中的英雄推翻了国王的统治自己取而代之做了明主。现在加了一场，在里面人民成了英雄站在一个纪念自由的圣坛上。男高音和合唱队唱出以宪法为歌词的歌曲。改革歌剧比改革民族国家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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