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借钱总是件很负面的事，透支、负债、欠钱等等是一些贬义词。或许正因为此，证券类金融市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机会发展，一直受到抑制。
从技术层面讲，借贷类金融交易的特征是，帮助借方把一次性大的开支平摊到今天和未来许多年月上，让一次性大开支不至于把个人、企业或者国家压垮。就像买房，假如要120万元，这种开支很大，但买下之后，不只是今天享受，未来许多年也会享受其好处，所以，通过按揭贷款把这些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30年，不是让“享受”和“成本”在时间上更匹配吗？这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
到今天，借贷金融对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的贡献，仍然被低估。但是，如果做客观分析，我们会发现借钱花也可以是好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我们中国人是这么喜欢存钱，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2-1848年间朝廷每年的财政盈余还在1500万两银子以上，这种年年财政盈余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按理说，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即使没有逼着朝廷预支未来的收人加快国力发展，也至少应该使他们愿意把岁入都花掉搞发展，而不是还想着往国库存钱！到最后，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样，战争开支和赔款实在太大，在历来因为不用发债融资而使中国债券市场没机会发展的状况下，朝廷无法用债券把那些大支出的压力平摊到未来。过不了支付压力这一关，清朝就只好垮台。
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千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仍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莫非还要重演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关键看中国今后如何利用债券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了，相信中国是不会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而因噎废食、得出“抑制金融创新是上策”的结论了！
谈到商业模式，我们一般都将其跟企业公司连在一起，好像除了这些营利性人造组织之外，就不曾有过类似的东西。“公司”在西方出现于16世纪。在中国，“公司”是1 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之初引进的，之前，商业组织基本是家庭、血缘体系的延伸，所以，“家”和“企业”总是连在一起。
再退一步看，实际上，“家”也是一种利益结盟体，而且是“公司”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利益结盟形式，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感情需要，只是跟“公司”的自愿选择结盟相比，“家”结盟是天生的、非自愿选择的结果，只有“婚姻”这条延伸“家”的途径是可以选择的。“家”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实现人际资源共享、风险交换的组织，“家”利益最大化即是其终极目的。所以，许多关于“公司”的逻辑和理论，也可以用来理解“家”相对于社会的边界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家庭模式？又是什么因素主导家庭边界的变迁？
不同家庭模式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以及其他结果。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针对可能出现的病残、意外损失进行保险，所以，养育儿女是一种投资；儿女长大后，必须无条件地“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和精神上回报老人。而且，其所以“多子多福”，是因为这样能降低投资风险、增加回报的概率。“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价值秩序，其他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让大家更愿意留在该交易体系中。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 payback)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而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生了小孩，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为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也不再有任何义务了。
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也可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以这种方式让子女从小就“恋家”、念父母。在财产继承权方面，父母可以通过遗嘱选择给谁多、给谁少，以这种方式引导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以及关注度等等。
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一种模式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一种强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晓说很难讲。陈笛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老人都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年龄很小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更何况政府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养老院，为每个人提供了最低养老保障。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子女在出生之前没有任何选择，但他们从小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这种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不管你年纪有多大了，这种听从长辈的义务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这种束缚不公正，因为他们必须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
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个人未来经济安全、生活需要逐渐能通过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好，我们有条件把家庭从经济利益交换的功能中解放出来，让家庭重新定位在感情交流、心灵沟通的功能上，以能够跟子女平等交流沟通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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