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国内综艺与电视剧将“女性由谁来定义？”推到了各大话题榜。女性意识觉醒成为潮流，涌动于各大社交媒体、普通人的日常对话和两性关系思考中，“男女平权”不再是专业领域者的狂欢，每个人对从各种渠道触手可及的“女权”都有自己的理解。
仔细想想，为什么非要给女性一个定义呢？我们真的需要这种概念化的定义吗？女性群体背后是不计其数独立的个体，她有自己的生活态度与风格选择，如果以全盖偏去模式化“女性”反而违背了尊重个性美的前提。我们自认为，现在这种赞美女性价值的方式颠覆了传统框架与性别偏见，实则只是原地打转。
波伏娃说过，我们不是生而为女性，而是被变成的。我想，千百年来社会既然规定了我们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职责与义务，它也同样应赋予我们作为女性表达愤怒的权利。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男女同工同酬、女性自我认知与保护、堕胎合法化等问题暴露在阳光下。女性不再是戴着镣铐的家中天使，她们化身战士成立保护女性权利的组织，走上街头，将不公与需求大声喊出来。
豆瓣评分9.4的纪录片《她在愤怒时最美》（She's Beautiful When She's Angry）回顾了上世纪以美国为例的各派女权斗士对女性自我认知、减轻歧视、把握未来的努力与反省。纪录片中的她们是创造女性历史的先驱者，也是普通的妻子、母亲和女性。
我们作为女性不仅要明确自己要做什么，还要知道她们做过什么。
女性不需要定义
在女性解放运动开始之前，虽然东西方思想差异巨大，但是千百年来在女性社会角色定位上却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
对于女性来说，婚姻是人生大事，嫁一个优秀的男人代表着女性此生的最高成就。这种“女性生而为了男性”的扭曲价值观洗脑了每一个女孩，她们对自己的样貌、身材、衣着永远不满意。在那个时代，外表的光鲜美丽就是女性最珍贵且唯一的资本。
当时的社会将女性纯粹定义为两性关系中男性的性工具。结婚后的女性没有权利决定工作和拒绝生育。如果妻子被丈夫家暴了，没有人会相信她，法律也不会保护她。这些可能在丈夫和妻子眼中微不足道的问题，恰恰是最深奥的平权。
女性被定义为妻子、母亲、主妇，而不是一个人。
七十年代已经觉醒的女性要做的就是将这一切被约定俗成庇护的不平等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人们也许意识不到这些是女性该有的选择权与人权，没有人大声地说出来，他们或许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剥削者，她们也不会惊觉自己是受害者，祖祖辈辈信奉的男女定位是错误的。
1966年，随着国家妇女组织的成立，就业歧视进入了公众视野。女人工作时间长、工资低、要求高，好工作永远只为男性准备。招聘启事上，女性应聘工作也被默认是寻找结婚对象的跳板，“如果你获得了文学学位，想成为一位帅气经理的秘书吗？你有机会成为他的妻子”。
她们集结各行各业的女性大声抗议，只为让全社会看到这个很严重的问题：男女同工不同酬不是理所当然，是歧视。国家妇女组织的活跃是一个契机，提升女性自主意识的组织大量涌现，它们让女性解放相关话题不再局限于少数人，而是将身边的女性联系在一起。
正在迷惘的家庭主妇、5岁孩子的母亲、女大学生……不同生活背景的女性聚在一起，倾听每个她的故事，分享自己生而为女性的疑惑与不解，“男主外女主内”到底是谁规定的？堕胎是件令女性羞耻的事吗？任何存在即合理其实都没有道理。
因为她们拥有共同的经历，不再自责与尴尬，所以她们有勇气挑战男权，抛掉女子本弱的本性。女性力量汇集在一起就成为了巨大回响。
在华盛顿地区，“出发去游行”成为了女性的日常行动。其中有一个组织的缩写是WITCH(女巫)，大家穿上黑袍子和斗篷，戴上尖尖的帽子，打扮成女巫向人们“施魔法”。“知识是我们控制思想、精神、身体和灵魂的力量”是为反对大学里男性制定不平等规则而诞生的魔咒。
每位认识到社会不公的女性都在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多人的觉醒是推动女性运动发展的动力。
无独有偶，日本当代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曾谈到过，女性学或者性别研究的诞生是源于我们对万物的好奇心与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无论东西文化间差异多大，全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意识不再是萌芽。
女性不羞于认识自己
这部非常“女权”的纪录片除了展示了女性如何团结起来争取平权之外，还谈到了女性对自我身体的认知。“性教育”对各个年龄的女性来讲都是同等重要的存在。
有多少女性在生过孩子后仍然不清楚自己的生理结构？有多少女性保守地认为或被灌输避孕与堕胎是有违妇道？有多少女性耻于知道自己身体的秘密，或者自卑于自己的与众不同？
经过前人的不懈努力，两性平等在很短时间内有所改善，但是一旦女性怀孕就是她们自己的问题了。堕胎药和非法流产对女性伤害极大，在堕胎合法化之前，美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女性会因流产并发症入院。妇运斗士争取到了选举权，但是女性掌控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似乎还没有获得。
因为有疑惑，所以有疑问。纪录片中，当时的女性如果向医生咨询关于生育问题，医生会说：“你这漂亮的小脑瓜别去担心它”。女性有求知欲，但通过询问得不到关于身体的答案。
1969年，一群女性因为对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而感到非常沮丧，进而开始了集会和研究。她们只是想了解自己身体结构与生理现象的普通女性。
既然别人不肯告诉，那就自己去探索。她们列了一张清单，标出了所有好奇的信息，解剖结构、避孕、怀孕、产后营养、运动、更年期、死亡……她们总结自己的经历，扩展学习，传播给更多的女性。
她们开设了一门女性性教育的课程，准备了很多资料，将人们羞于谈论但必须要知道的东西说出来。因为这些秘密没有人讲过，所以女性才会被吸引。
她们每个人挑选了与自己生活最相关的话题，取材于私人信件和奇闻轶事，参考专业知识，拼凑成未来畅销几十年的“女性保健全书”《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ies, Our Selves）。
她们自己就是活着的实验室，从自己身上认识女性，并让女性更了解自己。
2011年，在本书出版40年的庆典上，来自不同国家的译者欢聚一堂。《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不只停留在美国，在各个国家女性群体中引发共鸣。跨越文化鸿沟与种族差异，她们的名字都是女性，相同的解剖结构下隐藏的是同样的自惑。
女性性教育近几年来是国内的大热话题，我们虽然认识到了早早挑明性别差异的必要性，但是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克服思想上的“矜持”。女性的月经、欲望、怀孕不是难以启齿的话题，只有彻底明白了生理，我们才能更好地爱护自己。
女性生存的潜规则
坦白来讲，我不知道教育与职场中有关性别的“潜规则”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用身体保权益的“威胁”在各个时代不同国家都不是新鲜事。女性如果想要在社会中立足，就要比男性更加努力，也要具备更强的风险意识。
我们总被告知，男女力量的悬殊是生理赋予的，相较于“强者”男性，“弱者”是社会贴给女性的标签。但是，面对社会弱者潜规则，女性的态度都很强硬。
纪录片中，罗克珊·邓巴·奥蒂兹入学加州大学时，她看到了男性对待女性龌龊的方式。一位年轻的教授第一次见到她时提到了“潜规则”与学位挂钩，罗克珊毅然决然从研究生院退学了。忍耐是纵容坏风气的有效方式，所以她选择亲手斩断后路。
经历过不平等对待，罗克珊深知女性革命关乎每一个普通女孩的权益。1968年，她建立了一个叫做“细胞16”（Cell 16）的组织。
那年夏天，在波士顿发生了许多起年轻女孩被杀案。细胞16的成员们开始沿河巡逻，昏暗的小巷是女孩们晚上回家的必经之路。在这些隐秘的角落，女性经常遭遇抢劫、袭击和强暴。
在当时，“受害者有罪论”是警察、医生和大多数人为施暴者辩驳的无理借口，“因为你是女人、你反抗不了、你穿的太少”。
处于这样完全劣势的社会环境中，很多女性在遭遇灾难后，选择用不说代替发声，可是犯错的是她们吗？
面对人权被漠视，女性主义者不接受社会对犯罪者的容忍态度，愤怒地提出“强暴是表达控制欲的犯罪行为”的概念。可笑的是，在此之前很多人没觉得强暴不是激情而是犯罪。
女性不需要因罪恶感而沉默，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保护自我。细胞16开设全女子班级教女性防身术，占领街道游行，大声喊出“我们有夜间出行的权利”。
从一个女孩健康平安地成长为一位女性是很不容易的事，冲破社会设置的性别壁垒、勇敢拒绝“潜规则”、认清生而为女性的骄傲，是我们仍在努力的事。
经过数百年来中外前辈的不懈努力，作为女性的我们，在今天拥有了更多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稳步提升的教育与工作环境，自由选择不再是禁忌。
行百里者半九十，女性运动没有胜利。只有我们敢于愤怒表达自己的需求，维护女性应有的权利时，才会得到胜利。她们不是生而为女性，不是社会塑造她们变为女性，而是她们自己通过不断抗争成为了女性。希望这部《她愤怒时最美》能让你认同女性同士们渺小却伟大的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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