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我正在参加简书会员独家赞助的 「恰同学少年」校园创作交友大赛 ，校友在哪儿记】

我只负责打开记忆的闸门，剩下的事，交给大家了。

    我的中学生活是在呼和浩特市第十五中学度过的，三年半初中，两年高中。（当时高中是两年制）

    十五中坐落在海拉尔东路北侧，周边几为部队大院包围，南边是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大院，西侧是政治部、后勤部，东面是公安厅、独立师，北面是解放军二五三医院。当时是按居住所在地划片上学，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大多是来自部队子弟，占60%以上。

    我是地方子弟，家住学校东北方向的内蒙古工学院。院里也有不少孩子在十五中上学。我们这些孩子虽然没有什么自卑感，但也绝没有部队子弟的优越感。原因是那个年代，部队的各方面待遇要远远好于地方，且不说粮食供应方面细粮比例比地方高，就连穿着方面，部队子弟可以穿父母换下的军装，戴着军帽，背着军挎，而我们的衣服则是五花八门了。我上学的书包，最早还是我母亲手工制作的。后来才有了一个黄色帆布书包，上印“为人民服务”五个大红字。

    我入中学是在一九七一年，属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社会局面已相对稳定，我们得以不受冲击地上课了。那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是：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政变；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等等。我们当时尚小，还不怎么明白这些事件的重大意义，只是对林彪叛逃的事甚感疑惑：林副主席怎么能反对毛主席呢？但是一个外国地名深深记在脑中——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林彪坠机的地方）。

    我们在按部就班地上课。然而，政治对我们依然产生着比较大的影响。文革的影子无所不在。家庭出身就是个严重困扰我的问题。当时社会很讲究家庭出身，出身不好就可能受到歧视甚至迫害。可惜我没有出生在一个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家庭，每次填写一些表格时，上面“家庭出身”一栏是我最不情愿填的。看着人家填的是“革干”、“革军”、“贫农”、“工人”等等时，我羞愧难当地填：“房产主”，这可是剥削阶级啊！（要搁现在，那是“房地产开发商”，企业家啊）填一次表格，就让我怨恨一次我的祖宗八辈，你们剥削，享尽荣华富贵，到我这代就剩丢人了。丢人倒是次要的，让我更担心的是会影响我追求进步，比如入“红卫兵”、入团等。其实，我这些顾虑是多余的。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是非常宽容的，我的家庭出身只影响到了我父亲，并没有影响我的前途，“红卫兵”，我第一批就入了，自豪的什么似的。初三还入了团。

    我们学校的校长（当时叫革命委员会主任）叫张建国，据他自己说是十三级干部（属高干了），学校还给他配了辆北京212吉普。操着一口南腔北调，我基本听不懂他的话。有个教导主任我们管他叫“郭大嘴”，讲本地话，每次训导我们，总爱时不时地提提裤子，原因待查。

    当时我们年级按部队建制，分为两个连——五连和六连，一个连六个排。我在五连一排。我们排有多少同学我忘了，但我们连涌现出的诸多风云人物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比如：“搞劳”、“干羊棒”、“小布和”、“中布和”、“大四”、“毛三”、“老显子”、“骚布”、“群志”、“大皮鞋”、“栆糕”、“谢球”等等，不一而足，太多了。这些人都是老师愁、同学怕的响当当的人物。其他同学也多有外号，下面的回忆中将会提到一些。

    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叫郭靖民，是数学老师。我们管他叫“郭老汉”。黑黑瘦瘦，戴副眼镜，操一口本地话。讲起抽象的数学，我们基本听不懂。于是，他任课期间，我们班数学成绩保持稳定下滑趋势。后来换了一个中年女老师，叫姚国秀，我记得她是河南人，数学课讲得比较生动，记忆最深的就是讲“数的二次方”时的那句话：“脑瓜顶上顶个2。”语文老师李占成，虽然也是一口本地话，但讲课生动风趣，雅俗共赏。他当年念的课文《冯婉贞》那段：“咸丰庚申，英法联军自海入侵，京洛骚然。距圆明园十里，有村曰谢庄，环村居者皆猎户。。。。。。”现在许多同学模仿得还是惟妙惟肖。我从他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并培养了对语文的兴趣。英语老师柏恩林，略带谢顶，长得就像教英语的。但那时的英语，尽教一些“long live chairman mao”一类，再加上我后天努力不够，所以到现在我的英文讲得比柬埔寨人好不到哪儿去。体育老师白玉，个子不高，特能抽烟。那时很少有带过滤嘴的烟，白老师抽的烟不带过滤嘴，他居然能把烟嘬着了火，功夫了得。物理老师刘斌彦，北京人，一双大眼睛精神得很，课讲得也很不赖，后来我们去分校劳动，他还是带队老师。化学老师罗绍坤，东北人，同学们也给她起过外号，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好像跟她的化学课有关。

下面说说我的同学的一些小事情。

我们排领导层有这么几位：柳青、王建萍、宫根柱、刘志芳、粱宏谋等。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排在连里相当遵纪守法，属于“蔫儿”的系列。连里发生的轰动事件一般与我们排无关。但我们排里也有几个不安定因素，比如“骚布”同学，部队子弟，家住公安厅。他大名张向农，蒙族名叫少布。他经常坏坏地搞“阴谋”。冬天，教室里生的是炉子，“骚布”特喜欢玩火，总拿着火钩子捅那个炉子，把火钩子烧得红红的，然后上课时悄悄放到一个女同学辫子上，生生烧断。那位女同学哭得死去活来，“骚布”竟然还在偷笑。还有一次，“骚布”把烧红的火钩子塞到“二吕”同学脖子里，“嗞”的一声，疼得“二吕”满脸是泪。我估计那个伤疤现在还清晰地留在“二吕”心里。说到“二吕”，他大名吕存义，也是地方子弟。家好像是在木材公司。他母亲是活动于我们这一带卖冰棍的，叫卖声我们都非常熟悉。他家境贫寒，家里孩子比较多，光男孩子就五个，分别名为“仁、义、礼、智、信”，他行二，所以叫“二吕”。人很老实，衣着朴素，经常穿补丁衣服。一次我们学工劳动，要求自己带饭。午饭时，同学们纷纷打开饭盒，“二吕”一人躲到偏僻的一角。我和乔三走过去，只见“二吕”饭盒中只有两个窝头和一点咸菜。乔三马上号召，大家分出自己的一些饭菜给“二吕”，我分明地看见两行热泪从“二吕”眼中夺眶而出。“二吕”后来比较出息，任锡林商场某售货部主任。一次电视上接受采访，我还目睹了他的尊容。

下面说说乔三。大名乔浩冰，是部队子弟，后勤部院的。这小子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一双不大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狡黠的光。他非常幽默，也十分调皮，经常给我们出一些主意，但基本上是馊的。平时说话常逗得同学们大笑。课堂上最喜欢接老师话茬，接一次，课堂纪律就乱一阵，各科老师完不成教学进度，跟他有直接关系。他还经常做一些让同学们甚至他自己都哭笑不得的事情。当时，部队一到冬季，总会分给各家一些草原上打来的黄羊，吃不完就做成肉干晾在自家院子里。一日晨，我值日，刚生完炉子，乔三鬼鬼祟祟溜进班来，神神秘秘地说：“来，赶紧把这些黄羊肉烤了，一会爱钢来了给他吃。”我纳闷，怎么就给爱钢吃，没有我的？同学们陆续进班，都闻到了烤肉的香味，围了过来。这时，爱钢来了，乔三亲切地呼唤：“爱钢，我请你吃黄羊肉！”爱钢边吃边感动：“还是你对我好呀！”乔三问：“好吃不？”爱钢连连点头：“嗯，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哪儿来肉啊？”乔三回答：“偷你们家的。”爱钢顿时噎住。一次，学校里冻冰场，体育课滑冰。乔三问大伙：“谁敢在冰上骑自行车？”无人敢应。他搬来辆自行车，蹁腿上车，在玻璃般的冰面上飞驰而去，刚骑出几米，“咣当”一声，连人带车摔了出去，我们赶紧过去看他，老兄四仰八叉仰望蓝天龇牙咧嘴呢。结果：胳膊脱臼。至于砸死七零三的鸡，偷二五三的蔓菁，就不在话下了。

当年我跟乔三胖三关系不错，我们仨一天在教室边小水沟旁遐想，突然决定：咱仨成立个党如何？叫什么党呢？胖三一瞥小水沟：就叫“清河党”吧。后来参加工作后，我们还在青岛召开“政治局不扩大会议”，会议内容是，怎么能在青岛吃好玩好。悲催的是，本党至今仍是我们三个“党徒”。

乔三现居海外一个小国家，叫新西兰。

再说说胖三。大名秦卫民，部队子弟，家住独立二师，父亲秦师长。此兄当时在我们这帮吃不饱饿不死的同学中，算是肥头大耳了。这小子还算憨厚，但偶尔也抖个小机灵，使个坏心眼儿。记忆最深的是他曾经给我开了瓢。一次在操场，胖三无聊地拿小石头扔着玩，有一片石头划着不规则的弧线向我飞来，我头顶上顿时涌出鲜血。胖三吓坏了，拉着我往医务室跑，校医看了看，说，抹点紫药水吧。我头上至今还有一小伤疤，后来我谢顶，一定与此有关！于是胖三欠下我一笔血债。有一次胖三逃课，在外面不知怎么跟我们班团儿（蔡承绪）打起来了，团儿一板砖，将胖三直接拍翻，晕菜了。老师叫我们几位同学把他抬到校医室。我们四个人揪胳膊拽腿，一咬牙，一运气，愣是没抬起来他。后来又叫了几个同学，勉强挪去。胖三醒后，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不依不饶地怒吼着要报仇，经老师做工作，也搭着胖三“宰相肚里能骑自行车”，此事作罢。胖三此后住了若干天医院，我还买苹果去看他。我就是这么不记仇，哈哈。

胖三现在石家庄某单位当一腐败主任。现在越长越像国家前总理李鹏了。

柳青同学是我们班班长，家住工学院西侧七零三航测队。当时我们觉得他个子很高，身材也比较壮，严肃多于嘻笑，比较稳重，是个当班长的料。他也的确为班级做了不少事情。前面说的“骚布”，老师就把柳班长安排到他旁边同桌，加以严管，从此“骚布”消停了许多。他家境很好。我们那个时候谁戴过手表啊，柳班长就有一块，还是钢链的。他怕戴手表太扎眼，有时就摘下来，但体育课玩单杠时，他一抻胳膊，表带的印还是暴露了他的“奢侈”。柳青的作文一直不错，总被老师当范文，我很眼热。他的作文一般都比较长，故事性很强。我搜肠刮肚也写不出他文字的四分之一。

他现在在山东济宁一所大学。毕业后我曾去看他，招待十分隆重，令我难忘。

爱钢同学，部队子弟，家住政治部。此兄长得极像外国友人。当时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爱钢很像其中一角色，所以我们都以角色名呼之——“彼多洛中尉”。“彼多洛”那时不太爱说话，别人说什么，他总是跟着“嘿嘿嘿嘿”。他跑得比较快，反应也快，但没长劲儿，所以我们班运动会400米接力，就让他跑第一棒。（我们班接力的四人帮：第一棒，爱钢；第二棒，本人；第三棒，申之光；第四棒，柳青）“彼多洛”每次跑完，都会脸色煞白，弯腰干呕，甚是痛苦。但他仍然每次运动会都踊跃参加，绝不推辞，令人感动。

爱钢现在本市，我们时常见面小酌。

宫根柱，外号“老蛇”，（听起来就比较阴险）部队子弟，家住后勤部。他也曾任我们班班长。长得黑黑瘦瘦的，一双大眼睛很有神，写得一手好字，板报组骨干。这家伙也是个机灵鬼，也喜欢恶作剧，接老师话茬。但不知为何，他在老师眼里却一直是个好孩子。他做的最坏一件事就是，放学途中，与一同学结伴而行，根柱与同学勾肩搭背，该同学忽觉腿上有股热流，低头一看，一条裤腿已淋漓不堪，身后一溜水迹，原来是根柱同学三急之后的杰作。当时，滕海清在内蒙挖“内人党”，他家也受牵连，一次去他家，他家人正在赶制一面旗子，说是上面要求交出“内人党”党旗，他们哪儿有啊，但又不能不交，此时我才知道“内人党”党旗叫“驴头旗”。

宫根柱现在本市，也跟同学们常聚。聚会时爱唱：“手握一杆钢枪”，没一句在调上。女同学都叫他“老宫”。

李跃进，有个人们不太常叫的外号“妖精”，部队子弟。他父亲是政治部副主任，家住独门小院，而且是二层小楼。家有菜园子，由勤务兵负责浇灌。然而跃进同学却很少穿军装，总穿一条黑色灯芯绒裤子，脚蹬懒汉鞋，跟他性格一样朴实无华。由于衣着过于朴素，以至放学回家时，往往遭到政治部大院门岗哨兵的盘问：“你找谁？”跃进同学眼睛很大，略鼓，与金鱼有一拼。我在校刊《教育通讯》做编辑时，他常常悄悄推门进来，看我画画，表现出强烈的求学欲望。我的画画功夫早已被我自己废掉，而跃进同学参军后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绘画属于专业水平。

李跃进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专职美术设计，军衔大校。

邱少荣，我们叫他“邱来栓”，地方子弟。家住十八排（居民区）。此兄个子较高，但好像比例不太协调，身长腿短，走路摇晃。长得不像中学生，倒像一个老工人。眼睛大而无神，脸上痘痘此起彼伏。最具特色的是他那只大鼻子，总是油腻腻的，我们调侃：“你家炒菜从你鼻子上挤就够了。”来栓子学习吃力，作文永远是语文老师用来教育学生的反面教材。语文老师讲邱少云烈士，动不动就念成“邱少荣”，很是郁闷。

来栓子同学后来得了一种怪病，又因迷信江湖庸医的什么偏方，全身到酒糟里面浸泡，加重病情，英年早逝。默哀。

暂且写这几位吧，其他日后补充。

我们那个时候男女同学是不说话的，（这大概也是呼和浩特学校的特色）所以，我对女同学的事迹记忆不多，敬请广大女同学原谅。

中学时期学校各种带政治色彩的活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批林批孔”运动；“忆苦思甜”；挖“防空洞”防止“苏修”空袭；学工学农劳动；学习解放军的各种活动：拉练、打靶，等等，同学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拉练和打靶了。

拉练，对我们学生来说其实就是远足。没有任何装备，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在清明时分到野外步行，目的地一般都是大青山（哈拉沁）革命公墓，兼有扫墓性质。全体师生浩浩荡荡，以班为单位列队前行。有时也能路遇其他兄弟学校的队伍。因我校部队子弟居多，大多着军装，所以，较之兄弟学校的灰不拉叽的衣服，我校就很像“皇协军”的队伍了。

一到目的地，有些“不法”学生变戏法般地换上了将校服，拿出了战刀，望远镜，甚至还有几把猎枪、汽枪，奔向了老师看不见的无人地带，翻山越岭，发疯去了。我因为跟他们不是同伙，所以没有亲眼目睹他们的“为非作歹”。只能发挥想象了。

一次，到一个小山村参观人家的地道。村子的地道已成为典型范例，很是专业。北面山上有几架飞机模型，是铁制的，大概是战斗机的四分之一那么大，用钢缆从这个山头滑向另一个山头，供民兵打靶训练时用。我们几个发现后，兴奋不已，立刻解开钢缆，放了两架下去。没想到人家放飞机可能还有什么保护飞机的措施呢，我们放下的飞机，到那边山头登时撞烂，这下，我们可惹了祸了。老师听说后，勒令我们下山，集中坐在一棵大树下，后来的活动一概不许参加了。据说后面还有一项活动是跟老乡们吃饺子，我们也无福消受了，只能饥肠辘辘地跟大队返回学校写检查。

打靶。打靶是军训时的项目，非常令人向往。临出发时，我跟校刊《教育通讯》的高年级同学要了五发子弹，（部队子弟能搞到）心想这下能小过一瘾了。打靶是在一个部队靶场，大青山脚下。我们到了后，郁闷的事发生了，老师分配我报靶，不能打，我站在靶前的坑里面，手举报靶牌，仰着脖子看，报了几轮下来，脖子僵硬，眼前总有星星闪烁。终于换人，轮我射击了，7.62步枪的后座力很大，我按教官告诉的要领操作，一共打了八发（包括我的子弹），成绩：几乎全部脱靶；后果：肩膀差点卸了。

我打完后，还有时间，我们几个同学就脱离了集体，跑到远处一片坟地。有个同学从书包里拿出了几个雷管和炸药，这位同学极具胆量，竟然把炸药埋入坟头，然后点燃导火索，“轰”的一声，将坟头夷为平地。我们正在得意欢呼，突然从村里冲出了许多村民，怒吼着向我们追来，我们撒丫子就跑，屁滚尿流地混入学校队伍中。村民们怒不可遏地跟我们老师和教官交涉，让交出凶手，幸亏学校领导出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把问题解决了。回校以后，又是深刻检查。现在回想，真是作孽啊。

高中学工劳动。我们学工劳动是在东门外的一个军工厂三机厂，是生产50式冲锋枪零件的。天天早上骑自行车去，中午自己带饭。同学们被分到了各个工种，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陈长科被分到了锻工车间。工作是用脚踏气锤锻工件。工序大体上是：先在炉子中把工件烧红，然后用铁钳夹出，放到锻床上锻压。我们学生的任务只是从炉中夹出烧红的工件，放到锻床上。这个活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关键是炉子中的工件和火炭烧的是一个颜色，大小又差不多，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实在是难以区别。我经常将火炭交给师傅，师傅一踩机床，火星四溅，迸得哪都是。于是，我耳边经常响起比锻床声音更为巨大的喝斥声：“长眼睛做甚了？瞎眉绌眼的，你个愣货！”工人师傅对我的责骂是应该的，在工厂操作机床如果不按规则或不加小心，是很容易出工伤事故的。我们班当时的班长大平（陈建平），分配的工种是铣工，他操作的是立式炮塔型铣床。规定：操作铣床不允许戴手套，可大平违规操作，手套被带住，绞进铣刀，大平真够沉着勇敢，用另一只手关了机床。但手已被切开三分之一，惨不忍睹。在厂医室，我们见此情形，都非常心疼，乔三还哭了。

学工劳动的经历，让我们这些中学生长了不少见识，我从那时起，认识了车钳刨铣钻剪冲镗等机床。

学农劳动。我们学校在呼市东郊有个学农分校，我初中、高中曾两度到那里劳动。有关分校的故事我另有短文叙述。

文体活动。那个时候，“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学校也开展过学唱革命歌曲的活动，我们这一代，会唱非常多的毛主席语录歌曲、革命历史歌曲和“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绝大多数唱腔，“红歌”响遍校园。记得工学院大礼堂放映“样板戏”电影，每段唱腔开始，全场观众齐声大唱，群情激愤，气氛热烈。有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是用湖南民歌曲调谱曲的，唱起来有一些语助词。如“种子”两字之间加一个“哇”字，“土地”两字之间加一个“啊”字。一个同学唱成：“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爪子”，遭到同学们的猛批。

学校当时有个文艺宣传队，聚集了十五中各路人才。演出的节目相当精彩。我们班董聪同学的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拉得真是“八路军挖洞——地道”。有个高年级男同学叫建元，是跳芭蕾舞的，当时跳的是《红色娘子军》里面的洪常青，常赢得阵阵喝彩。前些日子见着他，走路还是八字步。

黑板报和墙报也是我们学校的亮点之一。我记得六班贾维他们出的黑板报就十分漂亮。我们班的组板报常常冲出班级，走向学校。一次元旦，我们出的一期叫“梅花迎春”，宫根柱负责大字，白玉林负责小字，我负责绘画，还没完成就竟然遭到严重围观，哄都哄不走。

学校的每届运动会都是盛大热闹的。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入场式，我们连蒙文班同学方阵全体军装，头戴军帽。路过主席台时，突然一声令下，一齐脱帽，全场顿时轰动：原来他们一例都剃成“秃瓢”，形成亮丽风景。

我也年年参加项目，100米短跑、跳远、扔手榴弹、接力。除100米外，其他项目总是第七名，混不上奖品。初二那年，我们与初三同一组比赛。我闯入决赛。赛完后，还跟初三学生乌兴安（外号二瞎子）打了个小小的官司。因为那时是手动计时，按秒表我是第三名，可二瞎子非说在我前面。争执到裁判组，最后定为并列第三名。从此，我被学校田径队选入学校接力队，开始了每天放学后非人的训练生活。我们的教练叫乌恩，走路摇晃得厉害，总让人担心他摔跤，于是我们呼之为“倒也”。每天的训练项目很多，每次训练下来，浑身上下除了头发不疼哪都疼，累得头晕眼花，眼前无数星星，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回家一看，窝头白菜，严重地营养跟不上啊。而部队子弟张春阳同学，则在完成教练任务后，还自己加量。敬佩之余，我终于在市运会召开之前，果断地急流勇退了。

该说说学习了，再不说，好像我中学是混下来的。

我们初中上了三年半，多的半年叫“查漏补缺”，（后来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还真学了点东西。

我的学习成绩属中上水平，勉强能对付家长了。那时学的课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哪儿像现在的孩子们苦大仇深的。我学得最好的是文科的课程，基本全优，理科我好像不怎么开窍，成绩总是良或及格，（我们初中评分多是优良及格不及格制）前几年我还看见我初中的一张成绩单，又自豪了一回。

74年秋入高中，高中两年，进入高一五班，这是我学习最认真的两年。后来学校里部队子女多数都陆陆续续参军了，比较淘气的同学走了不少，学校显得安静了许多。但自从黄帅“反潮流”后，又有一度学业荒废。我现在能记住的那点可怜的数学物理公式，化学方程式和英语单词，多是那时学的，其余的都就着饭吃了。

我们的老师们绝大多数非常敬业，除了上面介绍的几位之外，给我印象深刻的老师还有：伊秀珍老师（我高中班主任，教数学，后升为校长）、白春英老师（政治老师，初中一度也是我的班主任）、鹗继新老师（语文老师）、佟绛梅老师（化学老师）、赫佳音老师（音乐老师）、李利中老师（团委书记）、黄华燕老师（语文老师）。。。。。。在此向这些给我们知识，教我们做人的老师致敬！更感谢他们对我们这帮特殊时期的孩子们的无比的耐心！

我敢说，凡十五中毕业的学生，都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情感。

那里有太多值得回忆的事情，

太多懵懂少年青涩的经历，

太多丰富多彩的故事，

太多特殊时代的印记。

我，感谢母校！

                                            ——2013年元月31日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