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父亲从鹏城叔叔家带回来不好的消息，王龄虽然笔试八十多分，但因为试教的面试排名比较后，所以调往鹏城工作失败了。叔叔建议王龄先去特区外的小学做代课老师，有机会再搞调动。
去特区外，而且还是去小学，王龄甚觉得委屈。两年前从鹏城教育学院毕业直接回家乡就业，是因为政策原因不想给主抓教育的叔叔添麻烦。两年后，政策又变了，新调入的小学教师都要求大专本科化。王龄是乡镇中学的老师，按条件进不了特区内，去特区外也只能去小学。
奶奶心疼王龄，对叔叔表示不满，“估计你叔叔根本就没有为你调动的事活动活动，这年头，自家人都不帮忙，还指望谁呀？”
“在大城市做官，他也有难处。”父亲也心疼女儿，但也维护他的弟弟，他沉默寡言，从来不说影响家庭团结的话语。
王龄不想任人摆布，她憋着一口硬气，想走一条完全依靠自己的路。
可是人往高处走，世俗的东西，别人的眼光。王龄的学生、同事都知道她要调走了，现在又突然不走，她无颜再回去。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王龄收藏起她那颗孤傲的心，再次怀着一线希望，把人生的驿站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王龄的心里装满冷漠与孤寂，她找不到生活的寄托与方向。小学校园不是她想来的地方，她没法把小孩子当作亲密的伙伴，可以在课堂上交流的对象。小学里几乎都是女教师，王龄的学历在这里有优势，但她是个代课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可怜的三百元，而在编教师几千元。
开学不久，王龄就迎来了进城后的第一个教师节，她高高兴兴地与同办公室的老师一起去财务处领奖金。她排在同事们的后面，看着她们签名后在数票子，二百元的奖金，真不少！
轮到王龄了，财务主任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龄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是新来的代课老师王龄。”
王龄签了名，但只有五十元。她疑惑地看着财务主任，希望得到答案。
“学校是这样规定的，代课老师比正式老师少一半，还因为你是新来的，还要减一半，所以只能领到五十元。”主任慢条斯理的解释中怀着一种本地人的优越感和傲慢的口气。
王龄目瞪口呆地看着主任，很想跟她理论：“但是，我也是老师呀，是老师就有权利享受国家规定的教师节的福利，不管是代课的还是正式的，也不管新来的还是旧到的。你们这样区别对待，就是歧视，有意地打压代课老师的自尊心。”
可是王龄忍住了冲动，她不敢呈一时的嘴快，眼里噙满了泪水，走出了财务室。
城里的学校实行坐班制，王龄还是教英语，教小学四年级4个班的英语课。小学生与中学生不一样，课堂秩序不好掌控，有时活泼到混乱的场面。4个班200多个学生，王龄叫不出孩子的名字，孩子们对年轻毫无手段的老师有恃不恐。
有人反映到领导面前，校长找王龄谈话，叫她注意组织课堂纪律。把课上成这样，王龄内心也有很大的挫败感，但代课老师低人一等的身份让她的心漂浮不定，她融不进小学校园的文化氛围。
学期结束时，王龄的教学考评结果是二等，奖金也是正式老师的一半160元。
放寒假了，王龄心怀酸楚，囊中羞涩地回到家乡，饭桌上奶奶问起她学校的情况，王龄小心翼翼地忍住眼泪，避重就轻地回答着，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境遇和委屈，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安慰了两句，“现在最主要的不是钱，关键是如何能调动成功。镇上的中学还奖励你三百多元的奖金，说你所教的初中英语毕业会考获得了全县一等奖的好成绩。”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父亲的话又让王龄充满了信心，她让父亲留下那三百多元，算是女儿孝敬长辈的。参加工作两年多了，还没有孝敬过父亲，原以为到了鹏城可以存点钱，可是代课老师的工资少得可怜，而各种消费又贵。
还是家乡人有情有义，王龄已经离开了，该是她的一分不少的送还。王龄是个感性的人，她用心地感受着人世间的公平、狭隘与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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