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之后的数百年间，欧洲主导了全球化进程。欧洲人居高临下地看待其它文明，“白人的负担”之类的说法不胫而走，欧洲殖民者们自视为“世界上最好的种族”。为了维护种族的纯洁性，他们实施种族隔离，禁止异族通婚。20世纪，德国甚至展开了对“劣等人种”的清洗，直接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基于种族主义的暴行也一再上演。幸运的是，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特别是DNA技术的发展，丰富了我们对人类史前史的了解，已经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在全球范围内散布的过程，并了解到我们的祖先从何而来。在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这一科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议题发生了关联。2015年抵达欧洲的难民浪潮，2020年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新冠”疫情，激发了许多国家的民粹情绪，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退潮。在此背景下，阅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所长约翰内斯·克劳泽和著名记者托马斯·特拉佩合著的人类史著作《智人之路：基因新证重写六十万年人类史》，别具现实意义。
新兴的学科
长期以来，“多地起源说”占据主流，认为人类有多个起源，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本地”就能追溯到自己的祖先——欧洲人的祖先是尼安德特人，非洲人的祖先是非洲直立人，亚洲人的祖先则是亚洲直立人。但随着基因测序技术在上世纪90年代的长足发展，作为考古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考古遗传学取得了大量突破，大大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进化史的认识。通过对比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遗传数据，研究从古老骸骨中提取的远古人类遗传物质，考古遗传学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远古时代人类迁徙的图景，以及文明的演进，从而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怎样变成了今天的样子等问题，证实了我们所有人的基因都来自非洲。今天，学术界主流已经支持“非洲起源说”。
2008年，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再次取得重大发现。科学家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脉的丹尼索瓦洞发现了一名小女孩的指骨，经过研究，这属于此前未曾发现的早期人类——丹尼索瓦人。约翰内斯•克劳泽主持了这一项目，他还领导破译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相关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共同祖先与现代人的分化发生在60万年前，这进一步证明了“走出非洲”理论的正确性。此外，研究还发现，尼安德特人并未灭绝，他们的后裔已与现代人融合。今天的欧洲人依然携带着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他们较厚的皮肤可能就遗传自后者。正是利用考古遗传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科学家们弄清了早期人类的基因如何在欧洲传播，现代欧洲人的祖先究竟源自何处。
基因的迁徙
通过考古遗传学研究，基因数据使人们详细了解了过去欧洲发生的人口流动。
至少22万年前，现代人离开非洲，从南向北前进，开始向欧洲和亚洲迁徙，赶走了当时在欧洲定居的尼安德特人。伴随着大规模移民浪潮，欧洲诞生了若干原始文明。在此过程中，巴尔干半岛起到了桥梁作用，近东地区和欧洲一次次交换信息。以大冰期为界，一些巴尔干人在冰期前向东迁徙，把他们的DNA传播到安纳托利亚乃至更远地区。经历冰期后，大量早期人类灭绝。之后，随着气候变暖，欧洲逐渐宜居，狩猎采集人群活跃了起来。与此同时，在近东地区出现了原始农业，人们开始定居从事农耕。大约8000年前，随着托利亚的农民开始向欧洲各处迁徙，并逐渐压倒了当地原先的狩猎采集人群，1万年前到达安纳托利亚的基因重返欧洲，并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在此后数百年中，这些来自安纳托利亚的DNA在欧洲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狩猎采集人群也并未消失，这两大基因成分塑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欧洲。约5000年前，来自欧洲东部和西伯利亚的草原移民涌入欧洲，他们给欧洲人带来了新的草原基因。
因此，在考古遗传学上，欧洲人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纯粹血统”，实际上，从科学角度，根本就无法在基因上区分民族和族群。今天生活在欧洲的人们是数十万年以来人类迁徙的结果，其中过程当然不全是和平的，而是充满了争斗、暴力乃至杀戮，但没有移民以及他们带来的技术与文化，也就没有今天的欧洲。
病菌的蔓延
近年来，考古遗传学的另一个研究领域——破译病原体的古老DNA也受到了关注。科学家用基因技术分析了鼠疫杆菌，结核杆菌，麻风杆菌等病原菌的演化，破解了它们的起源地和传播路径。
以鼠疫为例，欧洲历史上曾多次爆发瘟疫，其中14世纪爆发的瘟疫会导致患者四肢颜色变黑，因此被称为“黑死病”，这导致1/3，甚至可能是1/2欧洲人死亡，令欧洲元气大伤。通过对墓中古代尸骨的分析，科学家们发现了鼠疫的基因组，证实这些瘟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并且，通过基因分析技术，科学家们发现出现在里海北部大平原的鼠疫病原体有4900年历史，他们感染人类的时间比之前猜测的要早得多。因此，鼠疫病原体在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在欧洲，当草原移民在5000年前涌入欧洲时，鼠疫也随之而来。之后每当条件合适，鼠疫就在欧洲肆虐。19世纪，这些曾经在欧洲引发瘟疫的鼠疫病原体来到中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三次腺鼠疫大流行。
可见，在人类迁徙过程中，病毒和细菌的传播始终与之相伴，“移民的历史也是一部死亡和疾病的历史”。流动性和传染病自新时期时代就紧密相连，这是人类迁移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作为顶级人类学家，约翰内斯•克劳泽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讲述了人类进化历程，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借助科普参与了社会探讨。在作者看来，对迁移和交流的追求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人类历史的发展与移民及交流密不可分，欧洲人本身就是交流融合的产物。因此，不言自明的是，全球化终将是人类的未来。
《智人之路》虽然是以欧洲历史为背景，但对中国来说同样具有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民族主义抬头，网络上也有所谓“纯正”汉族血统之说，以及若干优越论观点。实际上，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即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兼容并包才造就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中外概莫能外。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有一点是确定的：“封闭与僵化是一条死胡同，这样的世界从不存在。”
智人之路仍在继续，人类基因之旅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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