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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外国人治中国史，中国人治外国史都会发生问题。即使如日本与中国，虽然语言较近，也有此问题。例如汉朝皇帝刘邦是个流氓，自称“而公”，中国人易于联想到现代流氓语言“你老子”，而日本人因为语言障碍，就不容易作此联想。关于此书中有一些语言障碍问题，赵冬梅先生另作小注，这对译稿而论是十分必要的。
到了神宗朝，当新一代宗室成员与皇帝的关系超出五服，问题出现了——是否应当像唐代一样，给这些宗室以平民身份，不再提供廪禄？经过反复争论，皇帝决定维持他们的宗室地位、继续提供廪禄(降低了额度)，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生长不息的宗族，到宋朝灭亡为止，达到十二代。宋朝的决定在本质上追随了周代“宗”的模式，按照这个模式，宗族关系在本“宗”初祖的所有男性后裔之间无限延伸。这一模式为明清宗室所继承，它展示了一个“宗”在大量国家资财支持下的运行情况，任何关心中国宗族组织性质的人理应会对此发生兴趣。
这项研究要从一个群体说起。在探讨宋代科举制度，在《棘闱》的写作过程中，我对宗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南宋的科举中占有非常醒目的地位。比如，宗室拥有自己的解试、甚至省试，在 1256年及第的进士当中，宗室占据了 12. 5%。
在第一个故事中，没有一个传记作者提到仁宗拒绝的原因，而仁宗的拒绝，其实代表着一个事实——从 10世纪末开始，所有的宗室就只能获得尊贵的头衔，而不能担任任何掌握实权的文武职位。在第二段记载中，四位官员都是宗室，而作者刘克庄( 1187— 1269)却无意强调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到 13世纪，不仅宗室获准担任实职，而且数以千计的宗室正在任职。
在宋人看来，周、汉、唐三代尤其值得重视，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三个公认的伟大王朝，而且因为，这三个王朝的时间跨度足以使宗室成为一个问题。
唐代安置宗室的做法对奈良后期以及平安时代的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天皇模仿隋唐建立制度，引进唐代的丧服规定，将五服以外的天皇亲属赐姓源氏及平氏，按规定迁往农村，从而把他们排除出宗室。此举长时间的重要后果，是 11— 12世纪，各地的源氏、平氏重返首都，控制朝廷。
士大夫成了帝国官僚机构的主体，这可能是皇权增长的最重要标志。太宗时期科举规模激增的效果之一是，它使得科举成了入仕最显要的正当途径，削弱了依靠家族势力入仕的门径。皇帝，作为殿试的主考官、科举成功的最终主宰，是这一变化的当然受益者。
宗室耗费昂贵，靠着宋代国家空前绝后的富足，宗室才得以如此这般地维持了四到五代。
北宋晚期，宗室成员逐渐走出孤立状态，他们的墓志铭开始越来越多的由相熟的学者执笔。于是，墓志铭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有价值
明明是明清两代的家谱，却将本家族的源头上溯至宋代的宗室，上溯到一位宋末元初的特定始祖;其次，序言里常常使用明朝甚至元朝的纪年，但其实多半作于晚清乃至民国;
朝廷创立了几个宗室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不在首都临安，而在福建的泉州和福州;许多宗室家族在远离所有中心的地方安家;宗室越来越深地渗入帝国的地方精英集团;出现了宗室科举、入仕的特别渠道。
这个家族成为皇族以前的历史并无十分特出之处。其确凿可考的历史从太祖算起，只可以上溯四代，到晚唐的赵朓(828—874)，他在河北北部的涿州境内当过三任县令，涿州正是这个家族的居住地。
太祖没有仿效汉代以及后来的明朝的做法，将宗王派到他们自己的封地上去，但是，他却使用最亲近的家人掌握重权职位。赵匡义(未来的太宗)担任开封府尹多年，在皇帝频繁的亲征期间，负责首都事务。973年，他被封为晋王，获得高于宰相的礼仪待遇。
杜太后临死前那一幕很可能是篡位君王的编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相信它。第一，太祖之接受兄终弟及方案，可与他在《大训》中将匡义、匡美两支都包含在宗室以内相印证;第二，973年，匡义升为晋王似乎可以看做是将他作为皇太子，因为无论德昭还是他的任何一个兄弟都没有封王;
在此后的70年间，一项传统逐渐形成: 可以授予宗室崇高的官阶(通常是贵族头衔)，但是却不能让他们掌握权力，担任实职。
不管赵元傑和姚坦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张，他们的故事却包含着几个对于后代宗室来说非常重要的主题: 皇帝关心他们能否受到正当的教育，对文人技艺的关注，以及这样一群在无法想像的奢华中成长起来的人的挥霍放荡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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