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立论预设是——国家不会有利益，人有；没有任何领袖可以单独统治，领导人行为的理由是为了攫取权力，维持权力，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权。
作者基于此提出了政治的三个维度，即政治情势（所谓民主与独裁）取决于致胜联盟（不可或缺者）、实际选择人集团（有影响者）、名义选择人集团（可相互替代者）的规模差异和统治者与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推演出了一套完整自洽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本书给我这个政治学门外汉，提供了一种思考独裁与民主的差异，看待政府、企业甚至是所有组织问题的新角度。
我所读版本为中译本，读时觉得部分论据不够完整（据说译本较英文原著有大量关于东亚某国的删改）。但并不过分影响全书的逻辑推导，希望后续有机会可以再读原著。
中译名：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
原作名: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作者：（美）布鲁诺·德·梅斯奎塔 /（美）阿拉斯泰尔·史密斯
译者：骆伟阳
引言 统治的规则
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要紧。我们越快放弃思考或谈论诸如“美国应该……”、“美国人民要求……”或“中国政府应该……”这样的句子，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企业和所有其他组织形式。在对待政治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思考和谈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领导人的行为和利益，而不是思考和谈论那些含糊不清的理念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福利等。一旦我们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帮助领导人获取和维持权力，我们也将明白如何去矫正政治。政治，正如所有的生活，是关于个人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对他人有利的事。
他们每个人的脑中也许都有国家利益，但他们的个人政治安危才是最紧要的考量。任何国家（或任何企业）中最主要的利益推动者是居于顶端的人—领导人。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出发点开始：统治者们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是所有政治的推动力。
如果我们要玩政治游戏——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得玩——那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赢。
第一章 政治的法则
没有哪个领导人是单枪匹马的，没有哪个领导人能够真正为所欲为。对领导人而言，政治情势和可以被分解为三种人群：名义选择人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制胜联盟。
政治的三个维度
这三种人可简单概括为：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以及不可或缺者。 名义选择人集团包含了所有在选择领导人时至少具有某些特定发言权的人。从根本上讲，名义选择人就是领导人的潜在支持者；实际选择人则指那些其对领导人的支持确实有重要影响的人；而致胜联盟只包括那些领导人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持者。
政府之间和组织之间更具重要意义和可观察到的行为差异取决于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这三个集团的绝对和相对规模。
“独裁制”这个术语在我们这里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极少数不可或缺者的基础上，而他们是从数量非常庞大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通常相对较少的一群有影响者当中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当我们提到民主制，我们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数量庞大的不可或缺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基础上；同时，有影响者的数量几乎与可相互替代者一样多。当我们提到君主制或军事独裁制，我们的意思是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的数量都很少。
在部分国家，名义选择人可能是普通选民，实际选择人是议员、人大代表，而军政要员则是制胜联盟。
大部分公开上市交易的企业具有相似结构。他们拥有成百万计的可相互替代的小股东。他们拥有一些有影响的机构投资者和其他股东。而不可或缺者则是那些真正能够挑选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
保持权利离不开别人（尤其是制胜联盟）的支持。只有领导人为那些不可或缺者提供的好处超过了别的领导人或政府能给的，才能获得这种支持。只要他们支持他比支持别人更有利可图，这些人就会一直忠诚于他。理解政治真正如何运行的第一步是询问领导人都把钱花在哪类政策上。他们把钱花在惠及每一个人的公共物品上了吗？还是花在了只惠及少数人的私人物品上？对任何精明的政治家来说，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他需要保持多少人的忠诚——也就是致胜联盟里不可或缺者的人数。
在一个民主国家或任何一个致胜联盟很庞大的体系内，通过私人回报的方式来收买忠诚代价太大。钱会被极大摊薄。所以，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较民主的政府趋向于着重把钱花在能增进普遍福利的有效公共政策上，这很接近詹姆斯·麦迪逊倡导的理念。领导人需要钱来让支持者开心。提取钱财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个人所得税、房产税、政府收费——为了讨论方便，我们统称为税收。在制胜联盟规模很大的国家，相对来讲领导人必须把税率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人们都想留住自己的钱，除非钱被集中起来提供某种他们需要但自己又买不起的东西。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独裁者、君主、军政府领导人以及大部分企业首席执行官只依赖一小撮不可或缺者。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他们通过大慷公家之慨、以私人回报的方式收买致胜联盟的忠诚，这种统治方式更有成效，尽管这意味着要牺牲广大纳税人或千百万小股民的利益。 因此，小型致胜联盟助长了稳定、腐败、以私人物品为导向的体制。在提升社会福利和养肥一小批特权人士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问题与领导人个人是否善良毫无关系。高尚可敬的动机也许貌似很重要，但它们被维持支持者开心的需要所压倒，而使支持者开心的方法取决于有多少人需要奖赏。
当债务超出了偿债能力，对领导人来说，真正的麻烦不在于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而在于他丧失了必要的资源去换取核心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在民主制下，糟糕的经济意味着没钱去资助分肥工程以换取政治支持。对贪官污吏来说，意味着捞不到巨额财富，也许还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秘密银行账户缩减，以及报酬过低的喽啰们忠诚度的下降。
基于“为了政治生存而统治”的观念，作者提出了5个领导人的基本法则：
1）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一个小规模的致胜联盟使领导人只需依赖极少数人就能保持权位——越少的不可或缺者相当于领导人拥有更多控制权，对支出的自由裁量权也越大。
2）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保持一个很大的选择人集团你就能很容易地替换掉致胜联盟里的捣蛋分子，无论是有影响者还是不可或缺者——很大的选择人集团提供了充足的替代支持者，让不可或缺者时刻谨记必须保持忠诚、规规矩矩，不然就会被别人取代。
3）掌控收入的分配。对一个统治者来说，与其拥有一张让人民可以喂饱自己的更大的饼，永远不如他能够决定谁吃这张饼。对领导人来说，最有效的资金分配方式是让很多人受穷，通过重新分配让挑选出来的支持者发财——保证财权在自己手中，才能收买致胜联盟。
4）支付给你的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记住，你的支持者宁愿成为你而不是仰赖你。你的巨大优势在于你知道钱在哪里而他们不知道。给你的联盟足够的钱，以免他们到处寻找取代你的人，但一分钱都不要多给——尽量保留最多的钱以应对不时之需。
5）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不仅未必能让核心支持者产生忠诚，而且太贵。饥饿的人民不可能有精力推翻你，大可不必担心他们。相反地，失望的致胜联盟成员则会变节，来自友军的炮火总是最准确的。
以上这些法则不仅在独裁国家适用，民主国家也一样。民主国家领导人也渴望获得权利与保持权利，也需要让制胜联盟开心（e.g. 民主党人花掉那么多税收在公共福利和社会工程上——不计代价地回报核心支持者；共和党人希望降低税收——不要打劫自己的支持者以利对手）。所有政客都一个样，民主国家领导人只是不得不面临更多约束条件。
第二章 上台
在独裁国家夺得政权的不二法门就是：瓦解当权者的致胜联盟，除掉在位者，必须控制政府机关，还要成立一个由支持者组成的足以确保他成为新在位者的致胜联盟。消除支持者对被抛弃的恐惧是上台掌权的一个关键因素。独裁政治是关于个人回报的争夺战，而民主政治则是关于好的政策理念的争夺战。
在民主国国家，由于依赖一个很大的制胜联盟，民主领导人没法给支持者以提供非常慷慨的个人回报。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足够的钱。于是民主领导人需要找到支持者喜欢的有效的公共政策，以这种形式来回报支持者的忠诚。但这不等于说民主政治中就不存在私相授受。民主是关于好理念的“军备竞赛”，竞争是主要是智力上的，而非肉体上的。现任领导人的好政策也许惠及了所有人，但过去的行为买不来忠诚。当一名竞争对手拿出更好或人们更关心的其它问题的应对正则，那么这名对手就可能通过选票上台。丘吉尔继续推行紧缩政策以期重塑英国昔日荣光。然而经过了6年艰苦的战争、物资配给和牺牲，这些政策已经丧失吸引力。阿特利则选择提升英国国家医疗服务，建立一个福利国家而不是重塑国际霸权。他赢得了好理念的战斗。很少人否认丘吉尔功勋卓著，他也广受喜爱。但赢得大选的却是阿特利。
美国两党政治，就看谁提出的政策能够收买到最多的选民，如果反对党的政策对人民更好，那执政党就危险了，这时候执政党又会使劲拆对方的台。说到底，还是看谁先拆散对方的致胜联盟，和谁赢得总体致胜联盟中最多数的支持。
切记，我们必须从一个潜在支持者的视角来理解什么东西构成了“正确的事”。它可能与对社群或国家最有利的东西毫无关系。如果有人以为统治者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即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他最好去当学究而千万不要涉足政治。在政治中，上台掌权与做好事毫无关系，而永远与做有用之事有关系。
第三章 掌权
归根结底，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统治得当。
“一旦你王冠加顶，王座就是你安坐之处，你最好日日夜夜一动别动。你以前所有的人生不过是等待成为国王，现在你已经是国王，你只需统治。没有这长久的等待成何统治？等待你被废黜，不得不与王座、权杖、王冠和你的脑袋告别的时刻。”——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
刚刚上台要保住权位很困难，但一名成功的领导人能够攫取权力，对助他上台的联盟重新洗牌从而大大加强自身力量。译名聪明的领导人会将一些早先的支持者炒鱿鱼，替换成更可靠和更便宜的人。但不管他如何将朋友亲信塞满联盟，除非他回报他们，否则他们不会保持忠诚。
一名老谋深算的新领导人会迅速采取行动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清除掉，替换成那些所获利益更能确保其未来忠诚度的人。只有在开除、清洗、收缩某些特定的关键支持者之后，一名领导人的未来权位才有保障。 不仅对独裁者来说是这样。在似乎不那么残酷的商业世界里，建立一个修正后的联盟是同样迫切的要求。
对首席执行官来说，当致胜联盟很大时，通过私人报酬来收买不可或缺者的忠诚就不是一种划算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才是上策。联盟成员通常都渴望获得私人好处。然而，非常大的股东更青睐股息和股价上涨而不是私人报偿——而他们恰好也是致胜联盟的一员——因为这使他们成为了公共物品的最大接收者。
成功的领导人让周围充满自己信赖的朋友和家人，而将任何有野心的支持者清除掉。独裁统治者不需要西点军校毕业生来保护他们。一旦掌权，像阿明或萨达姆这样的人很明智地让周围充满来自自己部族或家族的可靠成员，将他们安置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跟强力与金钱有关的岗位——杀掉任何有可能成为对手的人。
萨达姆·侯赛因的传记作者问他为什么要除掉这些在他的支持下才在党内爬升的人，他回答：“答案就是，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帮助领导人上台的人也能让他倒台。与其拥有一批能干的对手，还不如找一批忠心的无能者。
有些时候拥有一些能干的顾问是必不可少的。拜占庭、莫卧儿、中国、伊斯兰王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君主想出了一种很有创意的方法来防止这些顾问成为敌手：他们全都在不同时期仰赖宦官。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伊斯兰国家伊拉克的总统，却挑选了一名基督徒塔里克·阿齐兹作为二号人物，这不是偶然的。
牢固掌权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操纵下的选举与挑选领导人无关，也与获取合法性无关。操纵下的选举是对有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是可抛弃的。
民主国家领导人也需要在上台后稳固政权，他们有独特政治环境下的独特方式。
例如，坦桑尼亚革命党政府直到最近都一直在暗中为小党参加选举提供财政支持，鼓动他们抢夺和瓜分反对票。这让相对中间立场的坦桑尼亚革命党更容易在选举中获胜。
为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群指定席位，这是领导人所依赖人数的另一种手段。这样的政策通常被标榜为是为了赋予少数族群权利，不管指的是妇女还是某一特定阶层或宗教的成员。实际上，这种政策帮助的是领导人。一名候选人由人口中的一个小的子集选举而来，这可以减少保住权位所需的关键者数量。从基本上来讲，在两党制议会制度下要想获得选举胜利需要得到半数选区里半数选民的支持，也就是总选票的25%。假设把10%的席位拿出来由一个恰好在地理分布上相当集中的特定族群来选举产生（比如本书前面所述哈维·米尔克在旧金山卡斯特罗选区的同性恋投票者）。为了保住议会里的半数席位，执政党只需要拿下40%的普通单一席位选区的席位，这只要拿到总投票数的22%多一点就可以轻松达到。
作者给出了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根据在位长短所面临的下台风险。一般来讲，挺过头6个月的民主领导人在任期第二年末有43%的下台可能性；而在相同的时间里，独裁者只有29%的下台可能性。如果在位10年以上，民主领导人下台几率达到小联盟独裁者的三倍。但尽管独裁者生存的时间更久，他们在掌权初期要生存下来特别困难。在他们掌权的前半年，他们被废黜的几率几乎是民主领导人的两倍，因为他们还没搞清楚钱在哪里，在他们的联盟眼里，他们是财富的不可靠来源。另外，他们还没搞清真正需要哪些人的支持，又可以抛弃过渡联盟里的那些人。一旦独裁者对支持者完成了重整和清洗，生存就变得简单多了。而民主领导人始终要推出好的施政理念来让巨大的选民群体满意。
第四章 窃贫济富
独裁领导人要熬过掌权的头几个月非常困难。在他们还急于四处找钱的时候，得心应手的统治对他们来说就是件奢侈的事情。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经常看到在政治过渡期充斥着洗劫、没收、压榨和资产贱卖等行为。或者反过来，也许很有讽刺意味，未来的独裁者会推行暂时的自由化改革，因为他们指导一名创造公共品的民主领导人比一名独裁者更容易挺过上台后的头几个月。因此我们看到在领导人更迭之后有少数新领导人会装作在乎人民，而大量新领导人则抓紧对人民财富的巧取豪夺。这样的掠夺也许会损害长远的收入，但如果一名领导人无法在短期内找到钱，那么“长远”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成功的领导人尽其所能地筹措收入，征税是缓解焦虑的良药之一，但领导人能从臣民那里搜刮多少钱面临三个限制。第一，征税会削弱人民的工作热情；第二，一些税收方面的负担不可避免地会落到领导人的关键支持者身上——税收的限制取决于联盟愿意负担什么（一般来讲，第一点限制了独裁国家的税收，第二点限制了民主国家的税收）第三，收税也需要专业知识，资源和成本。收税的成本限制了领导人能够榨取什么并影响到征税方法的制定。
当税收水平低时，人们辛勤工作把饼做大，但政府只拿到薄薄的一小片。当政府提高税收，它分到的饼加大，但人们开始不那么辛勤工作，于是整张饼变小。当政府把税率定在极低或极高的水平，它分到的饼趋向于零。在前一种情况下，政府拿到一张大饼里极小的部分；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几乎没有饼，因为几乎没人工作。在这两种极端情况的中间存在着一个理想的税率，使政府能从征税行为中获得最大的收入。这个理想税率是什么，取决于致胜联盟的确切规模。实际上，根据一个组织依赖多少关键支持者来谈论问题比起使用独裁制或民主制这样不精确的概念更有用，刚才的那一点正是原因之一。一般的规则是，关键支持者集团的规模越大，税率越低。
独裁者希望制定出能将收入最大化的税率。他们想为自己和党羽拿到尽可能多的钱。形成对照的是，好的统治形式要求税收只能被用于解决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比如国防和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征收相对少的税会鼓励人民过一种更富有生产性的生活，创造更大的饼。
所谓里根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就是，当时的美国税收水平实际上超过了能够产生收入最大化的水平。里根认为，通过减税，人们会做更多的工作，政府收入实际上会因此增加。换句话说，从一张更大的饼里分到小一点的份额，也比从一张小一点的饼里分到的大一点的份额大。
统治与善政无关，与留在权位上有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领导人通过奖赏关键者来收买支持。在制造这种忠诚方面，征税扮演了双重角色。首先它为领导人提供资源以使最关键支持者发财致富。其次，它降低了联盟以外的人的福利。特别是在小联盟的情况下，征税从联盟以外的人（穷人）那里向联盟以内的人（富人）进行财富再分配。小联盟体制充分展现了这一法则，富人之所以致富恰恰因为他们身在致胜联盟之内，其他人之所以穷正是因为他们不在联盟内。
沉重的税负强化了富裕与贫穷——在联盟内或在联盟外——之间的差别。与此同时，得来的收入养肥了幸运的极少数人，几乎没给此外的任何人留下什么。不仅如此，重税给一般大众造成的痛苦使得加入联盟变得更有价值。由于害怕换一个领导人自己会被排除在外受穷，支持者们对现领导人格外忠诚。为了保住他们所拥有的并能继续吃香喝辣，他们愿意做任何事。在独裁国家，做个富人是很不明智的，除非是政府让你致富。而如果是政府让你致富，没有什么比忠于政府更重要。
民主领导人也征重税，原因和独裁者一样：他们要给选举时支持他们的团体提供补助，以损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利益为代价。我们将看到，比如说，只要能够的话，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通过征税把财富从反对者向支持者进行再分配。民主政府也有征税的嗜好，不过它们不能将这一嗜好发挥到独裁政府那种地步。因为独裁者的关键支持者人数很少，他很容易补偿落到他们身上的税负。这对民主领导人来说行不通，因为他的支持者的数量很大。税率因此被限制在一个需要的水平，就是让联盟成员不指望在别的领导人统治下能获得更好的待遇。
尽管所有的领导人都要寻找收入来奖赏支持者，民主政府在位者受到限制，将税收水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民主领导人征税高于维持良好统治的最低限度，但他不能将税提高到独裁者那种收入最大化的点位。
高税率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人民隐瞒工作和收益，这使得监控他们的收入很困难。此外，要维持一个全面性的税收体系需要一个大型的官僚机构，其成本高得吓人，正如美国的情况。让数字来说话：美国国税局从每一个纳税者那里平均征收到7614美元，但需要在每一个征税者身上花掉大约38美元，占到收税额的0.5%。
设立一个大型的官僚机构会让一名独裁者受制于那些管理这家机构的人。而掌权的第一条铁律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支持者的数量。为了避免成为自己手下收税者的奴隶，独裁者们往往转而采用间接征税。通过间接税收，成本可以转嫁给实际纳税者以外的其他人。比如说，销售商向市政府缴纳营业税，但销售商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这就将营业税间接化。
对很多领导人来说，腐败并不是什么需要根除的坏事，反而是一种很关键的政治工具。领导人默许甚至公然纵容腐败。他们实际上授权支持者收受贿赂。这避免了管理上令人头疼的难题，也就是如何组织征税并将钱转给支持者。
资源诅咒”——拥有丰富可开采自然资源的国家系统性地落后于资源稀缺的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差，容易发生内战，比资源稀缺国家更具有独裁性。资源诅咒使独裁统治者有能力大规模地回报支持者并聚集起庞大的财富。这使得罗安达的物价直冲云霄，而外国侨民和幸运的联盟成员却能享用到每天从法国进口的鹅肝酱。为了确保人民无法协同造反、夺取国家控制权，领导人竭力让联盟以外的人保持贫困、无知和散漫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本可以用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石油反倒给领导人提供了将这些问题故意变得更糟的政治动机。 这种效应的危害性在民主国家要远远小得多。问题就在于，一旦某个国家从矿产财富中获利，它就不可能民主化。鼓励领导人采取自由化政策的最简单方式是迫使他依赖税收来获得收入。一旦做到这一点，在位者将无法再压迫人民，否则人民就拒绝工作。
除了税收和开采资源外，领导人获取资金的办法还有借债。借债之所以很有诱惑力，是因为毕竟这笔债务是由下一任领导人继承。如此一来，现在借债也能绑住任何未来挑战者的手脚。在一个独裁国家，联盟的规模很小意味着它的领导人几乎总是想多借债。独裁领导人们到底能借多少钱的唯一实际限度就是，人们愿意借多少钱给他们。虽然债务是由每个人来承担，但好处却不按比例地流向了联盟成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许多穷国为偿还债务而挣扎，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下，债务减免计划得以推行。而作者认为，债务贱民啊只会让领导人重新开始接待。债务减免缓解了财政压力，使独裁领导人无须改革仍能坐在位子上，继续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政府财源充足之后，领导人以三种方式花钱：第一，他们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推出惠及所有人的政策。第二，他们为联盟成员提供私人好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混合方式也不相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回报联盟之后剩下的任何资源都可以由领导人自由裁量。于是领导人就有了第三种花钱方式。他们可以把这些自由裁量的钱花在钟意的项目上，或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往往将其藏入应急储备基金。
第五章 获取与花费
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很少或几乎不存在集团投票的民主国家，制度激励使得政客们谋取自身利益特别是保住权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提升较广大人民的福利。
从一个领导人的角度来说，人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缴税。任何政权都需要钱。结果就是，即使最自私的独裁者都必须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品，除非他能从类似石油或外国援助这样的资源获得重要收入，这种收入不依赖纳税者。他必须提供诸如必要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福利，以确保劳动者有足够的生产力去纳税，填满统治者及其核心支持者们的腰包。
政治的规则教导统治者们，除了做防止人民造反的绝对必要的事之外，不要为人民做更多的事。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独裁者来说是潜在的威胁，因此独裁者要限制教育机会。独裁者们希望工人具有基本的劳动技能，比如识字，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可能的继承人——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把他们送到诸如瑞士这样的地方上学。
数学和科学在独裁国家是很棒的学科，而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则是民主国家的学科。
在世界上，政府所依赖的关键支持者集团规模最大的36个国家，比起规模最小的44个国家，在婴儿死亡率方面每1000个婴儿少31例。再从人均国民收入来比较这80个国家，最穷的国家婴儿死亡率每1000个婴儿比最富国家多15例。成为富裕国家确实有助于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效果不如成为民主国家！
对于独裁者来说，把钱花在无法为经济做贡献的婴儿和儿童身上完全是浪费。资源必须用在那些现在有助于统治者维持权力的人身上，而不是那些在遥远的未来或许可能有用的人身上。
并不是说这些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可逆转，而是独裁者仅仅出于成本的考虑就必定选择不去扭转。因为所需的资金必须从独裁者和联盟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
扎伊尔（即今天的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曾经对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说：“我在扎伊尔已经掌权30年，而我没修过任何公路。”为什么？他对哈比亚利马纳解释道：“他们现在正沿路过来抓你呢。”[69]事实上，1965年蒙博托上台时，扎伊尔有大约9万英里的公路。32年之后当他最终垮台时，只剩下6000英里，刚好仅够用来卖产品，不够别人轻易来抓他。于是，修建通往市场的路：可以。能把你带出国的路：可以。其他用途的路：没门。
蒙博托的一个著名做法是用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水电站取代扎伊尔国内铜矿附近的发电站。切断电力的按钮掌握在他手中，这确保了是他本人而不是某些地方企业家控制扎伊尔的铜矿财富。值得注意的是，整条电力输送线路避开了所有沿途居民。这正是那些利用公共政策维护自身权位的人才干得出来的基础设施建设。
小联盟国家，公共物品主要服务于小范围的领导层利益，只间接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在大联盟国家情况则几乎完全不同。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为了满足自己持续掌权的欲望，他们必须满足大型联盟的欲望，包括在各个层面获得高质量教育；在各个层面获得高质量健保；以及最重要的，在各个层面获得使联盟的愿望很容易被政府知晓的手段。当今世界人均国民所得最高的25个国家，除了新加坡之外，全部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些国家依法治国，具有透明和负责任的政府、自由的媒体以及集会自由。这些国家鼓励而不是压制或阻碍政治竞争。它们的领导人鼓励这样的竞争并非源自公心，更多是出于聚集起一个大型支持者联盟的必要性。
大型联盟能够拯救生命，因为大型联盟的领导人明白如果他们不能保护自己的普通国民，他们将被能够做到的其他人取代。
当政府依赖大量关键支持者，它们必须分配政府资源，提供有价值的公共物品，比如可靠的建筑规范、自然灾害之后的救援行动以及如果可能的话，预防灾害的堤坝、沟渠等。为了了解人民的需要，政府必须让公众能够很容易表达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做到这点的最佳方法就是提供所有公共物品当中最便宜但最有价值的那个：自由。
我们无须诉诸公益精神来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人民生活远胜独裁国家。当联盟较大，每个人都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当联盟较小，只有基础教育。而当联盟较小，医疗保健只为那些有生产能力的人提供；当联盟较大，宝宝和老人不会被排除在医保体系之外。联盟较大，每个人都能享用高质量饮用水；否则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用。最重要的是，在大联盟体制下，表达愿望的自由以及当要求未获满足而表达不满的自由十分充分；在小联盟体制下，这种自由极其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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