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性动物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交流，通过交流能扩大个体的知识、增进相互之间了解，丰富彼此思想感情。人类的交流方式基本上就两种，一种语言交流，一种肢体交流。肢体交流必须面对面开展，肢体交流因为是面直接进行的交流因而其交流效果是最佳的。语言交流的效果相对肢体交流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但却是交流面最广的一种方式。语言交流的固化形式便是通过文字来交流，文字交流最明显的特点是信息量大且保存时间长。但有一长即有一短，文字交流在信息传递的准确性方面就有不足，特别是在古典诗歌的解读方面，其缺陷更大。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诗歌本身讲究形象性、跳跃性，诗歌本身就是最难于理解的文学体裁；其二，文字在流传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大多数普通读者并不熟悉，因而自然会感觉到古典诗歌有点诘屈聱牙。
《诗经》产生于西周、春秋时期，她是孔子（前551—前479）生前完成的一部诗歌总集，离现在最少也有2500多年。2500多年来，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到小篆到汉隶到楷书一直在变，这就造成孔子编删的《诗经》里有好多字词产生了形态和含义方面的诸多变化，这必然影响到依附于诗歌本身的思想感情的理解。另外，中国自自汉代开始，历朝历代均把《诗经》作为文化启蒙和礼仪教育的范本之一，各个朝代也必然按照自己的统治要求对《诗经》进行政治和教育意义上的重新解读，如此以来，对《诗经》的解读也就差不多是个天文数目。
新时代的中国也在提倡继承和发扬《诗经》中的优秀成份，所以，进入新时代以来，了解、学习、解读《诗经》的人群一直在扩大着，再加上《诗经》本身具有很高的内在美，因此，2500多年后的今天，《诗经》再次迎来被人“追捧”的黄金时代，这不能不说是《诗经》之幸。
一般爱好《诗经》的人，在读《诗经》的过程中，遇到的最难的问题并不在字词、读音方面，这是因为文字从甲骨文到楷书，虽然字的形体、读音均有变化，但这些变化是有迹可循的，一大批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大师有好多研究成果，足以把字词、读音方面遇到的困难克服掉。那么，读《诗经》最难的也就是如何把握诗的思想感情、价值取向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如何理解诗歌主旨的问题。
对诗歌主旨的理解，取决于四个方面，其一，诗歌所用到的文字，其二，诗歌创作的年代，其三，诗歌创作者的情况，其四，历史上对诗歌解读的变迁。如果这四个方面均存在障碍的话，那就会对全面、真切地理解诗歌主旨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抱着把玩的心态去了解《诗经》，我觉得完全可以换一个思路，而这个思路的核心只有四个字：胡说八道。
这四个字是我在上海学习时一位博士的观点，当时，他给我们讲如何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他的观点是八个字：胡说八道，自成一统。我在听过之后，把它应用到《诗经》的学习睛，简化成了四个字：胡说八道。我今天就通过《唐风·无衣》这首诗来谈谈“胡说八道”的观点。
岂日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岂日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为什么要说我没衣裳穿，其实我有七件衣。（只是）我的衣裳怎敢和你比，（你的衣裳）既舒适来又体面。
为什么要说我没衣裳穿，其实我有六件衣。（只是）我的衣裳怎敢和你比，（你的衣裳）既舒适来又温暖。
这首诗可以从字面上这样理解，这就是表面上赞美对方的穿戴高雅，实际上赞美对方心灵纯洁、人格高尚。这样理解完全可以，我们平常也是这么赞美别人的，直说别人如何好感觉自己和对方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夸他的衣服既好看又高雅，这不是在夸对方的眼力好么？
然而朱熹却认为这不是普通人之间的夸奖和赞美，而是特指晋武公手下通过这首诗向周釐王求封诸侯之位。这样的理解我们感觉有点不好理解，因为这需要弄清楚两个关键知识点。其一，春秋时期的晋武公杀了周天子任命的晋君国君，然后晋武公把晋国的宝器全都送给了周天子周釐王，希望周釐王不但不要追究自己弑君的过错，而且任命自己来作晋国的新国君。只是这样的求封要求，不仅晋武公开不了口，而且也不能直接当面说给周釐王，因为周釐王身边一刻不离地站着史官，他们要把天子的所作所为完整地记录下来，因此求封之事只能暗说不能明说。其二，如何暗说呢？朱熹认为数字七和六就是暗指晋武公的要求。周礼规定，侯伯七命（其车旗衣服皆以七为节），天子之卿六命。诗里说到的七和六，显然就是晋武公暗示周釐王的，我已经有了七件衣服了，你就作任命我作个候或伯吧。不行的话，封我作天子之卿也行，因为我自己也有六件衣服了。由于最后周釐王周天子真的答应了晋武公的请求，把以，朱熹的这个解释其实也挺完美的。当然，在以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朱熹一直得到统治阶级的吹捧，他的这个解释竟然成为南宋以来近千年的官家正解，处绝对的统治地位。
孔老夫子编删《诗经》时，秉承他一贯“述而不作”的行事风格，尽管他在编删时对各国的诗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但这个标准却是一直藏在他心里的，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他明确的标准，而他又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圣人”，这不就造成了《诗经》解读的难度了么？好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孔夫子再也没有“圣人”的光环了，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对诗歌本身、对诗歌产生的时代、对别人解读诗歌的理解等等来解读《诗经》，而这种解读，就算是胡说八道又有何妨。
其实，《诗经》里所有的诗，都是当事人当时情感的表达，2500多年后的我们要完全弄清楚先人们当时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与其追求与古人完全相同而不可能，何妨“胡说八道”一番自欢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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