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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成立的 “ 文学研究会 ” 的文学思想既丰富又单纯，说它丰富，是因为文学研究会作为五四时期最大的文学团体，不仅同人众多，而且同人发表的关于文学的文章浩如烟海，所论的问题，涉及到文学的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等等；说它单纯，是因为它的基本主张一目了然，文学研究会的基本主张就是写实主义与为人生，其中 “ 为人生 ” 又是其文学思想的核心。
当他们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慎重宣告：“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 的时候，就已经把他们 “ 为人生 ” 的主张昭示在了文坛。
1 、理论与文学主张的出发点：文学的本质论
文学研究会同人阐述文学 “ 为人生 ” 的主张，其理论的逻辑基点是他们较为一致的关于文学本质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文学是 “ 时代的产物 ” ，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他们认为，文学反映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造一个象牙之塔来炫耀自己，它必须回到社会中去发挥它的作用，只有这样，文学才有价值， “ 文学 —— 如果只有它本身的目的，那也只是没有用的艺术 ” ， “ 人生的艺术 —— 文学，才能算做真的艺术， —— 真文学 ” 。文学研究会同人就是从对文学本质及文学价值的这种认识出发，得出了文学必须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结论。
2 、如何实现文学的“为人生”
与此同时，他们也具体涉及了文学如何为人生的问题。文学如何为人生呢？文学研究会同人认为，要实现文学为人生的目的，必须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文学自身的品质；
二是作家应具备的修养；
三是民众（读者）接受的程度。
（ 1 ）从文学自身看，文学必须具有 “ 真 ” 的品格、美的气质和智慧的内涵。
文学的所谓真，是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 “ 创造的真实 ” ；而美则是文学的艺术品性；至于智慧则是 “ 理性的评度 ” ，而且，这三者还不是一盘散沙似地存在于文学之中的，在绝对的意义上，这三者应当是 “ 不能彼此分离 ” 地统一在一起的，在文研会同人看来，没有美的气质，那作品 “ 必定成为一种哲学和科学底记载 ” ，若只有智慧的内容， “ 便成为劝善文 ” 了。
（ 2 ）作家自身的修养来看，要为人生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
“ 第一要有文学的修养 —— 叫自我的精神与宇宙同化，与万物表同情。
第二要了解人生意义 —— 知道人生价值所在，随时都可发挥。
第三要留心社会各方面底考察，揭出它底真相。
第四要直接慎重于文章修饰底工夫，合于美底形式。
（ 3 ）从大众（读者）方面来看，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大众接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文学 “ 为人生 ” 的目的，因此，对于读者问题，文学研究会同人从为人生的目地出发，给予了特别注意，并明确而慎重地提出了 “ 为民众 ” 的主张。
然而，鉴于当时大众的一般情况，他们又强调了 “ 为民众 ” 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 文学里含有平民的精神或文学平民化，乃是可能而且合理的事，但若想叫文学去迁就民众 —— 换句话说，专以民众的赏鉴力为标准而降低文学的品格以就之，—— 却万万不可！”
那么如何处理既要让民众接受文学，又不降低文学水准以迁就民众么？他们认为，一方面在思想上应把握健康的方向，造出 “ 优美的文学作品 ” ；另一方面，在欣赏习惯上又必须照顾民众的心理和习惯，采用机智的、潜移默化的方法 “ 因势利导 ” ，提高民众的审美能力。俞平伯提出了创作上照顾民众欣赏习惯的 “ 四不主义 ” ，包括 “ 不可开门见山 ” ， “ 不可用术语或外来语 ” ， “ 不可蕴藉含蓄 ” ， “ 不可用教训话头 ” 。
文学研究会同人注重民众欣赏习惯的最显著的积极成果，是明确提出了 “ 民众文学 ” 的主张，并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同人刊物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文学研究会这一时期对文坛的又一贡献。不过，这次讨论在范畴上没有超过周作人 1918 年提出的 “ 平民文学 ” 的水准，只是涉及的面要广泛得多，所以在当时没有产生更大的反响。
3 、个体的群体化问题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次：
一个是就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而言；
一个是就一篇作品的内在构成而言；
这两个层次有相同的趋向，却有不同的内涵。就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而言， “ 必须先有了独立的精神，然后作品才能表见他的个性 ” ，个性，对于作家来说是必备条件，对于足称创作的作品， “ 唯一不可缺的就是个性 ” 。
但是，个性对作家作品来说都不是目的，只是出发点， 目的是要通过个性化的特点来把握普遍的人生，从而表现它，只有使个性与人生的普遍性结合， “ 作者眼光同时要注意到社会的全体 ” ，才能有效地 “ 为人生 ” 。对一篇作品的内在构造来说，文学研究会同人认为， “ 文学是要具体的表现，不得不取材于个人的事情 ” ，但是， “ 所叙述固然是个人的事 ” ，而却必须要使 “ 个人的事实 ” 能代表 “ 社会全体 ” ，即使写的是一己的私事，如恋爱等，也必须将个别之事纳入 “ 人类全般举动 ” ， “ 替普天下男女打不平 ” 、争自由，也就是说，个体必须群体化，个性必须共性化。
这种个体群体化的要求，从创作规律看，是一种典型化的要求，要求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廓大个人的经验为普遍的经验，从而使 “ 个性 ” 在群体意识中得到升华。从社会效应看，如果作品中所显示的个别性、作者的个性， “ 与时代少关连，与环境不适合，其结果不过成为雄丽的词句和玄幻的空想的结合而已 ” （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那么作品又怎么能 “ 尽文学的使命呢？” （同前），所以，为了使文学为人生的目的能够达到，必须强调个体的群体化特征，这正是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一个特征。
沈雁冰在评论这一时期的创作时曾说：“ 新文学的作品，大都是社会的，即使有抒写个人情感的作品，那一定是全人类共有的真感情的一部分，一定能和人共鸣的，决不像名士派之一味无病呻吟可比 ” 。总体来看，文学研究会同人从为人生出发而要求文学个体群体化，其积极意义是显然的，这个要求，一方面推动了理论批评自觉地寻找文学的包容度，扩大文学的读者覆盖面，另一方面也因为文学内涵的丰富性、普遍性的加强而使文学反作用于人生，有了切实的保证，因为，文学群体意识的增强，更有利于文学与人生关系的建立，也就更有利于文学对社会的影响。
同时，文学研究会的这种个体群体化的主张，也使我们看到了新文学发展的一条明显的路线。当周作人提出 “ 人的文学 ” ，胡适主张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时候，个性主义，成了新文学的一股潮流，而到了文学研究会时期，这种个性主义则被引入了社会人生的广泛领域。与人生切近的结果，是使 “ 人的文学 ” 消除了空洞、抽象的人道主义许诺，而接纳了鲜活的社会人生的内容。
因此，从表面上看，文学研究会同人要求文学个体必须具有群体性的内容，个性必须与时代的共性相融合的主张，有着显然的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但是，人生课题的生命意识和生动活泼的社会形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因群体倾向而产生的缺憾。
文学研究会 “ 问题小说 ” 的巨大反响，可谓是其理论的直接证明，这些小说所贡献的形象，无论是冰心的 “ 超人 ” ，庐隐的 “ 故人 ” ，叶圣陶的 “ 普通人 ” ，都以普遍的艺术效果，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形成了一股 “ 问题热 ” ，造成这种效应的原因固然有多种，但他们讲究文学 “ 群体化 ” 的倾向，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创作，诚如他们自己所表述的一样， “ 我们不是把文学来诉自己的苦，也不是专拿来替自己以外的个人诉苦 ” ，而是 “ 要将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的实情描写得格外深切 ” 。
4 、文学目的论的悖反
考察文学研究会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当谈论作家与作品，以及作品内在的构造时，他们强调文学的群体化意义，然而，当他们在文学与人生之间进行艺术平衡时，他们又将目光转向文学本身，竭力维护文学的个体权利。
但是，这两方面的内容虽然有着不同，而为人生目的却是一样的，不过，在论作家、作品时，他们着眼的是文学为人生的外在化问题，即，要求文学直接与人生接近，而在谈论文学的艺术时，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为人生这一主题的。在这里，文学的 “ 为人生 ” 内化为了文学自身完美的属性，也是在这美的规律中，为人生的命题不仅得到了深刻的说明，而且显示出了为人生这一命题丰富、多元、饱满的张力，这是我们探讨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思想时，应特别注意的一个内容。
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怎样呢？郑振铎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中说：“ 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 ” ，这显然是文学 “ 为人生 ” 命题的展开式。之常则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中说得更明确：“ 今日底文学底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人生的 ” ，他们都认为文学只有在为人生的目的上，才有客观存在的审美意义，才能焕发出它的神采，这是 “ 关系 ” 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他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事实：“ 俄国的革命，文学底力居很大一部分 ” ，所以，他们又不能不注意文学何以有这么大的 “ 力 ” 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在目的上直接与文学为人生相联系，而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正式在这一探讨中，形成了他们理论的丰富形态，而这丰富的理论形态，却是以一种 “ 相互矛盾 ” 的形式构成的。
文学研究会同人是执著于文学为人生的目的的，然而，郑振铎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中又说：“ 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 ” ，他还进一步论证说：“ 如果以娱乐读者为文学的目的，则文学之高尚使命与文学之天真，必扫地而尽。自然，愉快的文学，描写自然的文学，与一切文学的美，都是以使读者生愉悦之感。但在作者的最终目的， …… 却决不是如此 ” 。
“ 如果作者以教导哲理，宣传主义，为他的目的， …… 则文学也要有加上坚固的桎梏的危险了。自然，文学中也含有这里，有时也带有教训主义，或宣传一种理想或主义的色彩，但决不是文学的原始目的 ” 。郑振铎的这些论述，从文学本题出发，彻底否定了文学的 “ 目的论 ” 结构，将 “ 为 ” 什么的意图，无条件地从文学殿堂里赶了出去，尽管他排除的是一些不合意的 “ 目的 ” ，但在逻辑上，这些观点是相悖的。
一方面他否定文学有目的，另一方面又肯定文学自身存在目的，有 “ 原始的目的 ” ，正式这种二律背反的文学目的论，构成了郑振铎 “ 文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 的思想。
当然，这一思想与康德的美学命题是完全不同的，康德是在形式的合目的性与审美判断的无利害感的关系中建构的 “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 的命题，郑振铎则是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中建构的观点，实践性的特点使郑振铎的这种文学 “ 无目的的合目的 ” 思想在逻辑形式上虽是矛盾的，然而，由于它是对文学本体的一种合规律的描述，其内涵因为表述的生动和实践的目的而具有了丰富、具体的指向。郑振铎这儿说的文学 “ 无目的 ” ，主要是指文学在创作中拒斥人为的 “ 目的 ” 指令这一规律，在实践上，这个思想是直接针对传统的 “ 文以载道 ” 的文学观和正泛滥于文坛的 “ 游戏文学观 ” 的。
文学拒斥人为的 “ 目的 ” ，正是文学之为文学的个性，文学只有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才能构造自身，实现自己的价值， “ 人为目的 ” 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违拗另外文学的规律。然而，文学既然拒斥人为的目的，那么文学又如何自然地 “ 合目的 ” 呢？文学研究会同人所提出的文学 “ 为人生 ” 的目的，应怎样来契合文学的这种 “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 规律呢？
应当寻找沟通 “ 无目的 ” 与 “ 合目的 ” 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 “ 情感 ” 。
综观文学研究会同人的论说，情感，成了他们论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范畴。耿济之认为：“ 文学决不能仅以描写生活的真实，即为止境，应当多所抉择，把文学家的情感和理想寓在里面，才能对社会和人生发生影响 ” （耿济之《〈前夜〉》序）。周作人认为：“ 文学应当通过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接触 ” 。郑振铎认为：“ 文学以真挚的情感为它的生命，为他的灵魂 ” 。
他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学的情感问题，是应为他们认识到了文学的 “ 目的 ” ，只有凭借情感的渠道才能实现，而文学的特征就在于它能以情感与世界沟通。文学， “ 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 ” （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
所以，在文学与人生之间，情感是沟通文学与 “ 为人生 ” 目的的桥梁，而且是最重要的桥梁，同时，情感也是文学构造自身的内在因素， “ 必有真挚的感情，才能生出美丽而感人的文艺 ” ，只要把握另外请反这个因素，那么文学为人生的命题就不仅是合理的、可以实现的课题，而且也才能在美的旋律伴奏下，升华文学本体。同样，文学由于接纳了 “ 人生 ” 的内容，它那美的感染力就不仅能 “ 扩大和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藉 ” ，而且能 “ 提高人们的精神 ” ，它身的价值也就在这中作用于人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和提高。
与此相和谐， “ 为人生 ” 的目的，由于不是于抽象的状态夹裹于文学形态中，而是在情感的诱导下进入文学本体的，它自身也就褪去了那谨慎的理性面孔，而以自然流畅的生命之歌与世界对话、与读者对话，让人于不露痕迹中接受人生 “ 目的 ” 的启迪。“ 一方面得到同情绝大的慰藉，一方面引起其自觉心，努力奋斗从黑暗中得到光明 —— 增加生趣 ” （庐隐女士《创作的我见》）。
当然，文学研究会同人所主张的情感，是有自身的规定性的。从文学的本质出发，他们首先要求文学的情感必须 “ 真挚 ” ， “ 要使读者起或种情感，像我们自己所感底，必定我们自己对于这件事实，先有浓厚真挚底同情，很自然地表现出来，才能深入人心 ” ，只有本身情感是真挚的，才能唤起人们真挚的情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郑振铎说：“ 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 ” （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从为人生的目的出发，文学研究会同人不仅要求情感的真，而且要求情感的 “ 烈 ” 。对于那种花前月下所生的缠绵的情感，他们不否认它 “ 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 ” ，然而，现实人生的惨烈与悲剧，使他们不能不将目光集中于慷慨激昂的阳刚之举，而倡导 “ 血 ” 与 “ 泪 ” 的文学，主张激昂的情绪。
在他们看来， “ 今日底时代，就是战斗的时代 ” ，因此，就需要与之相应的 “ 饱蓄热情的酸泪的文学 ” （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他们明确表示：“ 我爱听现代人的呼痛声诉冤声，不大爱听古代人的假笑佯啼，无病呻吟，烟视媚行的不自然动作 ” 。这既表明了他们青睐情感的 “ 真 ” 性与 “ 烈 ” 性的心理趋向，也表明了他们倡导的 “ 血与泪 ” 文学的人生意义。
正因为他们倡导 “ 血与泪 ” 的文学，青睐血与泪凝聚成的真挚、浓烈的情感，所以他们对各种与之背道而驰的文学倾向，不遗余力地给予了批判。首当其冲的是以 “ 礼拜六 ” 派为代表的文坛恶趣味。在文学研究会同人看来，这些恶趣味最根本的弊端就在于 “ 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 ” ，以肉麻当有趣，以宣泄矫饰的情感为目的，亵渎文学，也亵渎了读者的情感。
在批判这些恶趣味中，郑振铎写了《思想的反流》、《新旧文学的调和》、《消闲》；叶圣陶写了《侮辱人们的人》；沈雁冰写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等，从社会意识、文学价值、人生目的等方面揭露了这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畸形文学的腐朽、颓废的本质。这种批判一方面构成了文学研究会同人文学批评证伪的内容，另一方面则证实了他们 “ 为人生 ” 主张的重大价值与杰出意义，同时，也映衬出了他们倡导的 “ 血与泪 ” 文学的时代色彩。
5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主张
在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思想中，如果说， “ 为人生 ” 是他们理论的核心观念的话，那么，这种 “ 为人生 ” 的合理形式，则是 “ 自然主义 ” 或 “ 写实主义 ” 。
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本来是两个不同含义的概念，但文学研究会同人却认为两者是一回事， “ 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 ” （《文学研究会资料》（上） 248 页）。他们之所以认为两者 “ 实为一物 ” ，是因为这两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要求对现实作 “ 客观 ” 再现，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他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不分彼此。
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所要求的 “ 客观性 ” 原则之所以特别受文学研究会同人的青睐，是因为，这种 “ 客观性 ” 从理论建设来看，它正是为人生文学最恰当的形式， “ 自然主义最大的目标是 ‘ 真 ’ ；在他们看来，不真的就不会美，不算善 ” 。
讲究 “ 真善美 ” 统一，正是为人生文学的理想目标，而自然主义恰恰在这一方面满足了为人生文学的本体要求，所以，文学研究会同人对踏特别感兴趣。从社会需要来看，沈雁冰认为：“ 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 ” 。
正是在现实的新文学的建设与传统文学观念批判这两个支点上，文学研究会同仁清楚表明了他们积极倡导自然主义的目的：一方面建设新文学，使之更好地为人生；一方面，校正不合理的文学观念，从而更好地建设新文学。这种良性循环和相互作用的目的，不仅凸现了自然主义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显示了文学研究会同人杰出的智慧。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文学研究会同人虽然倡导了 “ 自然主义 ” ，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和界定，沈雁冰的力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所涉及的也主要是自然主义对待生活的态度， “ 实地观察 ” ， “ 如实描写 ” 。而在另一个地方，沈雁冰则说得更明白，他说：“ 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所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
这就告诉我们，文学研究会同人所提倡的自然主义，主要不是一种具有哲学 —— 美学意味的文学创作方法，而只是这 “ 主义 ” 中的某些原则和长处，他们除了对自然主义 “ 真 ” 的原则和 “ 写实 ” 特征有一些界定外，对自然主义概念的其它内涵和质的规定性的界定就往往朦胧不清。
在这一方面，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在理论内涵上，就赶不上同一时期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主张。创造社同人，不仅对浪漫主义 “ 主情 ” 的原则、前提、规范有明确的本体表述，而且，他们所拥戴的哲学意识如泛神论等的突入，更使他们浪漫主义主张具有了深厚的内涵，所以，当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异军突起时，立刻在文坛卷起了一阵浪漫主义的狂潮，这除了这种思潮本身 “ 新 ” 的特色外，其理论内涵的深厚也是原因之一。相比之下，文学研究会同人在 “ 主义 ” 方面相对 “ 实用 ” 的目的 —— 攫取 “ 技术的长处 ” ，使他们的写实主义主张在理论的形态、内涵上逊色于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的主张。
不过，文学研究会同人提倡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在当时也是很有影响的，再加上有大量反映这种主张的优秀创作问世，更使这种 “ 主义 ” 成了引人注目的新文学的 “ 象征 ”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研究会同人提出的写实主义主张所取得的社会效应，主要不是由于理论本身的魅力，而是 “ 写实 ” 的方法切合了文坛的实际，满足了 “ 为人生 ” 的需要，形成了积极的气氛，从而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再加上又有大量的创作作为这种主张最生动、有力的证据，所以，就使它不仅像浪漫主义一样，得到了新文学同人的拥戴，而且由于时代的原因使它的影响远远大于浪漫主义。
文学研究会同人在提倡写实主义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重 “ 方法 ” 不重 “ 本体 ” 的倾向呢？根本的原因在于 “ 为人生 ” 的目的性。我在前面说过，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是文学研究会同人提倡的文学 “ 为人生 ” 的合理表现形式，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基于写实主义与为人生的关系而说的。
写实主义 “ 实地观察 ” 、 “ 如实描写 ” 的原则与文学的为人生的目的正好吻合。胡风在三十年代曾认为，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提倡写实主义，是 “ 觉醒了的 ‘ 人 ’ 把他的眼睛投向了社会，想从现实底认识里面寻找道路 ” 的行为。这种 “ 寻找 ” ，当然就要求与之相应的最好的方法，而写实主义的 “ 实地观察 ” 与 “ 如实描写 ” ，又恰恰最适应于这种 “ 寻找 ” 的目的，因为，写实主义的这种 “ 实地观察 ” 能帮助作家直面人生，把握人生的真谛，而写实主义的 “ 如实描写 ” ，则能使作品直接写出人生的真谛，实现为人生的目的。这也就是文学研究会同人为什么青睐写实主义的原因。
同时，对文学研究会同人来说，既然 “ 写实 ” 能如期地满足 “ 为人生 ” 的目的，那么，把注意力集中于 “ 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 ” ，而相对忽视 “ 写实主义 ” （自然主义）的本体性质，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当然，说文学研究会同人没有系统地界定写实主义的方方面面，并不是否定文学研究会是写实主义流派，事实上他们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循着写实主义轨道运行的，他们的创作是如此，他们竭力主张的 “ 实地观察 ” 与 “ 如实描写 ” ，本身也无疑是写实主义的内容。不过，理论阐释的不完整与浅尝辄止的缺陷也是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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