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裁缝的传奇

一个小裁缝的传奇

一

1940年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0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不但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供应，而且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棉花、布匹来源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自己纺线、织布、染布、做军鞋。

我的爷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招进新四军华东军区后勤部军服厂的。

二

我的爷爷兄妹5个，爷爷排行最小，爷爷还没记事的时候，太爷就去世了，因此爷爷只是从供在家里的画像上看见过太爷的模样。因此，爷爷兄妹5个都是太奶一个人辛辛苦苦拉扯大的。

那时，我们家没有土地，是佃户，就是凭租种地主的土地而养活全家的穷苦人家，因此，爷爷上面的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没念过书，芭斗大的字也不识一个，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跟在太奶的后面去割草种地，维持着生计。

由于爷爷排行最小，且人又活泼机灵，颇有远见的太奶就把送到私塾念了几年书。据说，太奶当时是这么想的，人不识字就相当于瞎子，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一窝瞎子啊，于是她就把爷爷送去读书，让他成为家里的眼睛。

爷爷念了几年书后，太奶又把他送到一个远亲那里学手工缝纫，也就做一个小裁缝。

学裁缝当学徒是很苦的，拜师时就说明白，徒弟做错事，如果被师傅一下子就打死了，那家里就没得赔，如果打两下才打死的，家里有的赔，可见师傅的严厉。

学裁缝的规矩很多，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菜要吃面前的，八仙桌上，坐要坐在长凳的一端，只能坐三分之二个臀部，夹菜时，端碗的手臂要夹得住东西，而且，师傅不动筷，徒弟就不能吃，有的还要为师傅倒“夜壶”，干各种杂活……这些规矩是吃穿住行等 各个方面都有，规定得很细，颇具操作性。

别看爷爷是个男子汉，但他眉目清秀，心灵手巧，再加上识文断字，他学得很快，也没受多少苦，未满三年(当时学手艺都要当三年学徒)就出师单干了。

那时候还没有缝纫机，裁缝做的都是手工缝制衣服，最主要做的是旗袍、长衫、马褂等，从量体裁衣到一针一线的缝制，裁缝们凭的都是自己手上的真功夫。那时候，做裁缝手艺兴的都是上门服务，谁家需要就到谁家去，除了可以赚到钱，还可以在别人家吃饭，把自已家的口粮省下来。需要提供裁缝服务的一般都是富裕人家或是闺女要出嫁了需要做嫁衣的人家，一般的贫苦人家是请不起裁缝的。

我奶奶就是爷爷去人家做裁缝时认识的。奶奶家是富农，家境殷实，有一次，爷爷上门为奶奶和她的母亲做旗袍，可不知是爷爷的手艺不精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奶奶对爷爷做的旗袍很不满意，三番五次地修改都不行，不是说这里瘦了就是那里不舒服，忙得爷爷在奶奶家两顿都没敢吃什么饭，要知道，如果这笔生意做砸了，不仅会传出去坏了自己的名声，还要赔料，这些布可都是从江南带过来的丝绸啊，金贵得很，爷爷哪里能赔得起啊。

正在爷爷一筹莫展的时候，奶奶家管帐的先生过来说话，小伙子，要想不赔这个布料也可以，那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爷爷抹了抹额头的汗，紧张地盯着管帐先生，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连声说，你说你说，我一定答应你。

那就是你要做我们老爷的闺女婿。管帐先生说完，掸了掸自己的衣袖，留下了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的爷爷，走了。

呵呵，原来是奶奶看上爷爷这个小裁缝了。

1940年，奶奶嫁进了我们家。1943年，爷爷做裁缝积累了一些钱，再加上奶奶娘家的资助，爷爷买了一台美制缝纫机，做事的速度快了，家里的生活也慢慢地好了起来。

二

1944年，位于盐城市郊区的新四军后勤部军服厂由于生产需要，迫切需要招一批社会裁缝进厂当工人，条件是自带缝纫机，事情做不完，很能挣到钱。

当时，爷爷和奶奶已经结婚，爷爷就带着奶奶一同前往盐城。我的老家涟水大东离盐城的军服厂有二百多里路，沿途有许多日伪的炮楼和据点，爷爷和奶奶用独轮车推着宝贝缝纫机，白天不敢走，就找一个村庄的老乡家里歇下来，往人家要点水，吃一口背在身上的玉米疙瘩，天一抹黑，爷爷和奶奶就披星戴月地赶路，一直走了三天三夜，终于赶到了军服厂，到了军服厂的时候，爷爷的厚厚的布鞋底都被磨通了。

到了军服厂以后，爷爷很快显示出了他作为小裁缝的才华，他不仅手快而且又做得很好，每天一个人能加工成品军服12套，这在当时的军服厂里是个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数字。

听爷爷说，他曾多次为新四军首长张爱萍定制和修补过军服，爷爷说，张爱萍身材高大，十分平易近人，有一次穿着修补过的衣服满意地对他说，你这个蒋裁缝的手艺真是名不虚传啊。

高超的手艺也给爷爷奶奶带来了丰厚的物质回报，据奶奶回忆说，当时的军服厂基本上是每个人手上都有金戒指，而我爷爷奶奶手上都戴着两个闪闪发光的金戒指，每天吃的都是白米和白馒头，这在当时算是上上等的好日子了。

1947年，解放区实行“没收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我的太奶非常兴奋，赶忙托人捎信让爷爷和奶奶都回去参与分田。当时爷爷在军服厂是骨干，厂里不肯让他走，再加上爷爷觉得在军服干得很好，就没有回去，他就让奶奶回到了老家分田种地带孩子了，爷爷一个人留在军服厂干活，养活着一家六七口人。

1949年，军服厂随大军南下，迁扯到无锡，后来又辗转迁到了上海军服三厂。在上海时已经实行了工资制，爷爷为了多挣一点钱，日夜不停地加班，积劳成疾，于1953年在上海患上了肺结核。

爷爷在上海的医院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返回苏北老家休养。爷爷出去好几年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很少有机会回家，爷爷有点想家了。平时没事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外面往西北方家乡的方向望。临走时，军服厂的领导再三叮嘱他，让他病好后就回军服厂上班。

回家的时候，爷爷给奶奶带了一块做旗袍的绸布和一盒百雀灵雪花膏，给太奶奶带回了一些面包和饼干，给四个小孩子带回了许多水果糖。

爷爷刚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几个孩子都不认识他了，以为是家里来了亲戚，都站在远处怯生生地望着他，任凭爷爷拿出好吃的东西“引诱”他们，他们也一步不敢上前。

奶奶见状，张开了双臂，把四个孩子往爷爷的身边拥，并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爸爸，从上海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了。

那摄人心魄的水果糖的味道终于使孩子们僵硬的陌生感酥软了下来，此后的十几天里，爷爷每天拿出一点水果糖和饼干分给孩子们，一直到第十天，当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分完的时候，爷爷己经和孩子们完全熟悉了，他再也不想离开家了。

爷爷的病好后，军服厂曾三次写信来催他回厂上班，但是因为爷爷小农经济思想浓厚，认为现在家里已经分了土地，再加上自己有手艺还可以赚钱，这在当时可算是小康生活了。于是，爷爷就不想再离开家了，就回信辞掉了军服厂的工作。

这也导致了爷爷晚年没拿到政府的一分钱补贴，和他一起进军服厂工作的人退休后都拿到了8000元/月。2009年，我父亲为爷爷的事写信给民政部，民政部回复让去找原单位，可是原单位早就不在了，根本没有地方去找档案，这件事成为爷爷永久的遗憾。

三

爷爷辞掉了军服厂的工作后， 就在家里重操旧业，做起了一个最勤劳的手艺人。

过去的冬天相当寒冷，入九以后一般都是零下10度左右，一般庄稼人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为了抵御严寒，都是早睡迟起，没事就晒晒大阳烤烤火，可是爷爷每天早晨5点就要起床，晚上12点以后才能睡觉，有时他的手冻僵了，连量衣服的尺都握不住，用着用着就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对于爷爷来说，吃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从1960年到1963年，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全国，全国各地饿死人不知其数，野菜、树皮和树叶都被啃光了。我们家一个月的口粮，无论怎么节省，到20号左右就断顿了。实在没办法，爷爷就不惜一切代价，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买黑市粮给我们吃，这些黑市粮都是生产队干部偷偷摸摸卖的，当时玉米供应价1毛一斤，而黑市粮则卖到了3元一斤，翻了30倍。

为了买粮食，爷爷更加起早贪黑地干活，还卖掉了自己手上戴了多年的金戒指。爷爷说，赚钱的目的是为了养活家人，只要能买到粮食，家人就饿不死。那时候，粮食就是人的命啊。

听爷爷说，当时我们生产队有个父子俩偷了生产队的牛，藏在自家的茅草屋里，由于家徒四壁，连喂牛的草都没有，牛饿得哞哞地叫起来，罪行暴露了，父子俩都被抓起来送进了大牢。那时，牛和人一样是个非常贵重的动物，偷了牛就相当于现在偷了一辆宝马一样，肯定是要坐牢的。

几年后，父子俩被放了出来，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那父子俩是故意偷牛和暴露的，原因就是他们可以到牢里混口饭吃。

由于爷爷是手艺人，和各方面的人都打交道，因而在当地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他为了让我们多吃一顿好饭，他就免费给公社卫生院的人做衣服，争取到了2个浮肿病名额，把我的父亲和大姑送到了疗养所一个星期，免费过了几天有吃有喝的好日子。

由于是荒年， 不仅没有粮食，就连烧草都成问题，没有烧草，家里照样会断炊。在零下10度的大冬天里，爷爷在一根竹杆上绑上镰刀，带上几个孩子走在冰冻的河面上，用刀去勾下伸在河面上的枯树枝，岸上的枯树枝早被一波又一波的人找光了。

据父亲后来说，当时他们都穿着空心小棉袄，七八级的西北风早把他们身上的热量掠光了，整个人就像河里的冰块一样，说话一直在打哆嗦。

四

1964年，历史上著名的社教运动开始，中央和地方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到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查一些干部的大吃大喝和贪污行为。

这一年是爷爷做手艺以来最繁忙的一年，也是收入最高的一年。因为社教人员要穿统一的衣服，大东周边几个公社的社教人员的衣服都是在我们家加工的。那个时候没有卖衣服的门市，所有人穿衣服都是要找裁缝加工的。

最忙的是夏天，四五点钟天一亮，爷爷就悄无声息地起床了，他先是操起剪刀把那整匹的布裁剪成一件衣服的各个部件，留奶奶起床后用缝纫机加工，父亲和大姑则跟在后面做杂活，做一起锁纽扣和用盛满开水的茶杯烫衣服的杂活。

1964年也是我们家吃羊肉最多的一年，当时爷爷的门市前面就是杨回庄卖羊肉的人。杨回庄是我们老家一个非常有名的回民居住点，不吃猪肉，只吃牛羊肉。听说当时的羊肉是一块钱三斤。你别以为这个价太便宜了，在那个年代，钱当钱用，就这个价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还是昂贵的。

因此，这个羊肉摊上的羊肉经常卖不掉。每到晌午的时候，街上扔根棍都砸不到人了，那个卖羊肉的人眼看着还有一块羊肉又没人要了，却又舍不得拿回去吃，就提着羊肉来到爷爷的门市软磨硬磨让爷爷买。

爷爷讲究面子，不好意思不好，就让卖羊肉的人把羊肉放下了。收钱的时候，那个卖羊肉的人觉得欠了爷爷的人情，想少收一点，却被爷爷坚决制止了。爷爷知道，这些庄邻做点小生意都是不容易的。

由于那年爷爷能挣到钱，还有就是照顾卖羊肉的那个人的生意，我们家基本上是二到三天就吃一次羊肉。奶奶一向不喜欢吃羊肉，说羊肉大膻了，咽不下肚。但这并不妨碍她做给孩子们吃，在那饥肠辘辘的年代，这样的美味孩子们怎能不喜欢呢。

人心换人心。时间长了，那个卖羊肉的人觉得每天都是把卖剩下的羊肉卖给我家，觉得对不住爷爷的好意，以后他每次卖肉前，总是先割一块上好的羊肉收在一边，留到最后，有人买就卖，没人买就卖给我家。

听父亲说，这个卖羊肉的人后来当上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在当时的农民眼中是一个最大的最厉害的官。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救了爷爷一回，让爷爷免受了牢狱之灾。

那时候，在农村的家家户户里，堂屋的墙上都会高高地悬挂着毛主席像，旁边还有马克斯和恩克斯像，后来也挂过华国锋主席的像。

问题就出在这个画像上。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家挂的毛主席像的眼部损坏了。我们家人整天忙着做衣服，老少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问题。偏偏有一个人，把这个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这个人也是我们庄上人，和我家不同姓，以前爷爷在上海军服厂上班时，奶奶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他不怀好意，经常半夜三更来敲奶奶的窗户，遭到奶奶的痛骂。爷爷回来后，奶奶把此事告诉了爷爷，爷爷操起裁衣服的大剪刀，发誓要把他的命根子剪了。剪了吗?当然没剪。爷爷就是想吓唬吓唬他，但他从此对爷爷是怀恨在心。

他从我们家蹓走后，立刻跑到了大队部告密，说他亲眼看到爷爷用剪刀把毛主席的眼剜了。这件事如果属实，在当时可是个反革命的大罪，肯定是要让蹲大牢的。我们村上就有一个人因为衣服的领子和袖子坏了，就用剪刀剪了，被人诬告为毒害“领袖”的反革命。

这个人到大队告密的时候，作为另一个生产队的卖羊肉的队长也在场。他听说后赶紧脱身，穿过一片坟地抄近路，跑到我们家叫爷爷赶快把那张画像坏的地方修补起来。等到大队干部带领民兵赶到我们家的时候，一场危机已经化解。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裁缝不允许单干了，裁缝的收入归集体所有，裁缝和广大社员一样拿工分过日子。这样一来，我家的家庭收入就有限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爷爷学会了打麻将，一不出工的时候就和几个人同上在一起，靠打牌来消谴日子。

文革结束后，爷爷的几个孩子都长大了，有的在家务劳，有的学了手艺，有的参军。我们这个大家庭己经不需要爷爷再操劳了，爷爷渐渐放下了他做了几十年的裁缝手艺，结束了他作为一个小裁缝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