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领导，最大的学问是用人。用人的能力，直接决定了领导水平的高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此有一番宏论，他说德才兼备为圣人，才德俱无为庸人，德胜于才为君子，才胜于德为小人。有圣人可用当然最好，如果没有，宁用庸人，不用小人。因为庸人没有才干，想干坏事也成不了大器，小人则不同，假以大权，有失控的风险。
《三国演义》中，有这么几种用人的境界，一种是诸葛亮式的用人，简单来说就是“亲贤臣，远小人”。一种是刘表式的用人，“善善恶恶，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就是说喜欢好人，但用不起来，讨厌坏人，但拿不掉。诸葛亮的用人境界虽然高，但还不是最顶级的，“小人”是远了，但人在那里，除恶务尽岂是易事。
古往今来，在用人这么学问上臻于化境的，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不管是宗室李道宗，还是后戚长孙无忌，不管是外来投靠的李绩，还是昔日仇敌的李靖、魏征、王珪，他都能用起来，用得好。心胸博大固然是一方面，但他的驾驭水平也是一流。他用君子、用能人且不说，看看他用小人的本事。姑且举一个小例子，从对许敬宗的驾驭上窥豹一斑。
许敬宗，出生名门，才华横溢，博古通今。很早就跟随李世民创业，名列十八学士之一，这在当时是天大的荣耀，时人谓之“登瀛洲”。十八学士里，还有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孔颖达等名流。许敬宗名列其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有一次李世民巡幸濮阳，问身边人，濮阳为何又名帝丘，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最后还是许敬宗答上来了。李世民征讨高丽，在驻跸山下打败敌人，许敬宗站在皇帝马前接受圣旨，起草诏书词藻文采非常华丽，深受皇帝赞赏。
就这样一个人，应该是深孚众望，委以重任吧？答案是否定的，许敬宗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无德。善于察言观色，投上所好，贪财好色，索贿弄权无所不为。这样一个人，让他干什么好呢？李靖李绩会大战，就让他们带兵出征，房玄龄、杜如晦会理政，就让他们当宰相，魏征、王珪敢于进谏，就给他们这个平台，许敬宗这样的人，让他干什么呢？太宗皇帝点石成金，自有妙招。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的污点。历史如何评价自己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唐太宗虽说创建了号称“贞观之治”的盛世大业，但他还是担心自己有什么不良言行被载入史册，坏了一世英名。所以，他很想看看记载自己历史的《起居注》，但又不好硬性地以“皇命”行事，于是不惜向兼任起居注的褚遂良屈尊以求。可褚遂良不给这个面子，婉言劝阻说：“现在的《起居注》，就像古代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一样，就是希望君主不做非法的事。还没听说过君主可以自己随便拿去看的！”褚大夫不卑不亢，话语柔中有刚。唐太宗听出这人正气凛然，禁不住又问道：“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意思是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也要记下来吗？话中隐隐透出自己的担忧和不安，同时又似乎是在以君临天下的皇权来考验对方。这无异于给褚遂良出了道难题，可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言下之意是，臣下不是不忠于皇上，但尽忠不如守职，职责所系，焉敢因为是皇上就可以一笔抹掉？他的应答从容而又干脆，可谓掷地有声，一点也不含糊。这时，黄门侍郎刘洎插进一句话：“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皇帝有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每个人都看得见，即使史官不记，天下的人也都记下来了。以君主权威，如果硬要看《起居注》，甚至要篡改，那是容易办到的，但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在“民心公论”和“历史道义”面前，即使贵如帝王者，又岂奈之何？唐太宗终于幡然醒悟，立刻打消了看《起居注》的念头，不得不承认：事实的确如此啊。由此可见当时朝堂风气。
但是这种情况，始终解决不了皇帝的心病。于是，李世民派许敬宗修国史，许敬宗揣摩上意，从太原创业到玄武门之变，都做了修饰润色，终于解决了皇帝的心病。试想如果满朝刚直不阿的正人君子，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许敬宗得到皇帝赞赏后，很快飘起来了，论资历、论能力，他拜相指日可待，可直到太宗一朝结束，他都没有当宰相，后来因为受贿，还被贬官。因为李世民把他看得很清楚，这种人可以用，但是要有限使用。李世民有一段名言，他说自古帝王看到有能力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看到有缺陷的人，都厌恶得不得了，独有我欣赏出色的人，怜悯有缺陷的人，“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人都有缺点，用人用其所长。
许敬宗当宰相，已经是唐高宗李治时候的事了，他迎合皇帝，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立了大功，终于当上宰相，所受到的重用和待遇，当朝无与伦比。这样的人当宰相，对国家、对朝政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许敬宗病逝后，在为许敬宗商议赠谥的时候，朝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建议谥号为"缪"，含义为"名与实爽"，乃是一个恶谥，还得到很多大臣的附议。最后还是皇帝李治亲自出面，给许敬宗上了一个"恭"的谥号，意思是"既过能改"。宋朝时有人送苏东坡一方许敬宗使用过的砚台，苏东坡尚以此人为耻，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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