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罕帖木儿率领的确实是自己招募和吞并的地主武装，从成分上来说和中央关联性不大。事实上，动用地方势力镇压起义也是中央政府情非得已的选择，但凡正规军能打一些，又何必借助地方势力，因为重用地方势力来摆平农民起义的副作用实在太大了，很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坐大，对抗中央，形成军阀割据几乎是铁定的事实，所以这是历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压箱底的招数，不到最后时刻压根不会用，真用了那就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下面就来具体说说元末形势和察罕帖木儿军队的性质。
元廷政府军镇压元末农民起义军极为狼狈，根本顶不住，元廷不得已重用地方势力
想当年，“大蒙古国”刚刚崛起的时候，战斗力确实非常强悍，所谓“自太祖、太宗，灭夏剪金，霆轰风飞，奄有中土，兵力可谓雄劲者矣”。但是，事情到了元末又不一样了，由于军政腐败、承平日久，军队早已腐烂不堪，元军将领一个个变成了酒色之徒，“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久矣”。
俗话说的好！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这样的将领，底下兵员质量是怎么样的，就不言自明了，连元廷“素号精悍，善骑射”的阿速禁卫军面对红巾军只知道“阿卜！阿卜！（快跑）”堂堂禁卫军沦为了街头巷尾的一大笑话，“至今淮人传以为笑”。
中央军这样，地方上的军队那就更是无能了，面对36人的盗匪，三省数万军队居然毫无办法、束手无策，战斗力真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集庆花山贼才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
就这种军队，打地方的小股土匪都不行，面对来势凶猛，将要兵临城下的红巾军自然更加无能了，眼瞅着战场形势不利，摆在面前的就两条路。A、继续拿现有正规军硬扛红巾军，最后结果无疑是元廷立马崩溃。B、正规军不顶用，那就变通，让王朝内的地主们拉起武装势力对抗红巾军，授予他们节制地方的权力，副作用我在上面也说过，会形成军阀割据，对抗中央，可能元廷也会在多年后灭亡在某个或者多个军阀手上（朱温灭唐）。
妥懽帖睦尔
两杯毒药选哪杯？元顺帝管不了这些了，选第二个至少现阶段存活几率较大，现有军队真是把自己坑惨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元廷思路有了，那就大干快上，元廷为了镇压元末农民起义军，于是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在南阳、邓州等处设立胡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组成地方武装，对抗农民起义军。后在至正十五年（1355年），“听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仍降宣敕牌面”，既然朝廷鼓励，再加上在乱世之中也有自卫的需要，地主武装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察罕帖木儿的“义军”就是在朝廷的鼓励下壮大的，有名的“义军”除察罕帖木儿一部外，又有李思齐、张良弼、答失八都鲁等势力纷纷做大，只是察罕帖木儿确实是其中的佼佼者。
察罕帖木儿所统领的地主武装随着不断的军事胜利逐渐壮大，成为元末最强的军阀
察罕帖木儿，字廷瑞，根据《元史》记载，此人的祖籍在北庭，民族成分不详，根据现代历史学家的考证，极有可能是乃蛮人，按照元代的民族划分应该是属于色目人，眼见“干戈鼎沸，国势日危”，“慨然有当世之志”的他就响应元廷号召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于河南沈丘拉起了数百人的私人武装对抗起义军，随后于信阳人李思齐一起击败了罗山的义军，引起了元廷的关注，元廷授予其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至此威名在外，各地地主武装组团投附，接受其指挥，“于是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势力壮大后，“数与贼战，辄克捷”。
从《元史》的记载来看察罕帖木儿的武装力量是自己组建的地主武装，打出名堂后，被元廷授予官爵，然后吸收各路所谓的“义兵”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像他的主要将领如魏赛因不花，“至正间，红巾贼起，募义勇御之，以众属察罕帖木儿”；老保，“察罕帖木儿起义兵，老保从之，以复罗山县”；关关，“察罕帖木儿举兵，关关募义勇万余人附之”，由此看来，其武装力量带有明显的私人性质。当然，其军队构成部分也有出身于官军的，如关保，在至正年间被授予兵部侍郎接受察罕帖木儿的指挥调度。
所以，察罕帖木儿麾下的武装力量整个就是一个“兵归将有”的状态，这是他成为中原最大军阀的资本。
而其拉起的地主武装战斗力又相当强，在罗山、沈丘之战后，其再接再厉，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击退红巾军于怀庆，“河北遂定”。与此同时，又在荥阳以夜袭形式击败叛元苗军，将其歼灭殆尽。在中牟屯军期间，又破红巾军30万，“追杀十余里，斩首无算”。至正十七年（1357年）、至正十八年（1358年），又连续击败参与北伐的红巾军西路军和中路军。至正十九年（1359年），已经控制山西部分地区、陕西的察罕帖木儿，又向红巾军发动进攻，一举夺取汴梁城。至此，占据中原的察罕帖木儿成为元末的最强军阀。《元史》记载：“察罕帖木儿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
察罕帖木儿
察罕帖木儿此人不仅会用兵，还特别强调军事纪律，所部堪称军纪严明。占领汴梁之后，“军不敢私，市不易肆”，在进军山东的时，“收辑流亡，郡县户口再归职方”。由于其实力甚强，连当时的明太祖朱元璋都对其有所忌惮，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三次遣使与其通好。但其平定山东益都的时候，其因一时大意，亲自去敌将田丰、王士诚的营垒进行劝降工作，最后被刺杀。
他的死，对元廷来说后果极其严重，察罕帖木儿几乎是当时唯一能整合北方各个地主武装势力的人物。在他死后，其义子扩廓帖木儿缺乏威望，各方势力又重新开始激烈内斗。明太祖朱元璋在听说察罕帖木儿的死讯后，说道：“中原无人矣。”遂断绝了与元朝的通好，很显然在明太祖的眼里看来，唯一能和他棋逢对手的就是察罕帖木儿，他一死，其他人不过就是土鸡瓦犬罢了，再也阻挡不了他前进的脚步。
综上所述，察罕帖木儿手底下的兵将大部分是其辛苦百战拉起来的私人武装势力，否则也成不了军阀，他也是元朝最后的希望，他一死，元朝算是彻底没戏了。《明史》评价孙传庭的一句话是“传庭死而明亡矣”，而对于元朝来说，则是“察罕死而元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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