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007：幽灵党》《寻梦环游记》等电影中，知道了墨西哥的亡灵节。墨西哥人通过摆在家中的灵位、墓地上装饰的鲜花、洒在路上的黄色花瓣，让逝者感觉到亲人的思念，在亡灵的国度，踏上回家的道路，与亲人共度佳节。

亡灵节，脱胎于阿兹台克文化，又与天主教传统的万圣节和万灵之日相融合，是印第安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结合的产物。但是，在西班牙征服者的计划中，亡灵节本不该存在。十六世纪，西班牙对阿兹台克的征服者认为，基督教徒优越于一切异教民族，他们拆除了阿兹台克人的神庙，砸毁了阿兹台克人的神像，把记载着阿兹台克历史文化变迁的那些象形文字典籍，付之一炬，并在神庙的废墟上，建起了新教堂，妄图改变全体阿兹台克人的信仰。

西班牙征服者的这些暴力行径，使很多阿兹台克人改信了天主教，以致新建的教堂都不够用。但是，在阿兹台克人心中，植根千万年之久的文化血脉，并不是武力所能征服的。很多改信天主教的阿兹台克人，依然在家偷偷祭拜自己的神灵；传统的治疗者和占卜者，也仍然存在于偏远的乡村；亡灵节则承袭着阿兹台克的文化元素，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而且，文明不仅难以被摧毁，它还带有着物理学中力的相互性。当西班牙的征服者们，试图改变阿兹台克的时候，他们也受到了阿兹台克文化的影响。埃尔·格列柯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幻想风格主义画家，在他著名的画作《脱掉基督的外衣》中，即将登上十字架的基督，身穿深红的衣袍，这分明是在暗示观众，十字架之刑是一种血的祭献，就像阿兹台克人宗教中的“人祭”。而在他所画的《十字架上的基督》中，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体扭曲，血迹斑斑，更是将祭献这个主题清晰的表达了出来。

就像西班牙和阿兹台克，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文明与其他地区的文明之间，有着冲突，也有着交融。BBC在2018年拍摄了纪录片《文明》，邀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戴维·奥卢索加，围绕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对纪录片中的第六集和第八集进行了解说。之后，戴维·奥卢索加将解说词，进行了补充完善，成书为文明系列的第二本书——《文明II》。

在《文明II》中，戴维·奥卢索加认为，当文明之间发生交会，每个文明都会从其它文明中，得到新的东西，就好像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有文明都在不断吸纳他者，也不断被他者改变。为阐述这一观点，戴维•奥卢索加列举了很多传世的艺术精品，给读者讲述着，在异族的相遇，和岁月的变迁中，那些艺术品所发生过的故事。

一、贝宁青铜： 无声之处的呐喊

19世纪末，英国处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关于文化，在英国公众的心中，具有一个通行的理论，那就是存在一条金线，这条金线从古埃及文明开始，串连着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时期。金线之外的，都是化外之族。

1897年，英国为了掌控棕榈油以及其他货物贸易，袭击了西非的贝宁王国，并洗劫了首都贝宁城。就像所有的侵略战争一样，侵略者总会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以体现侵略的合理性。这一次，他们的借口是为遭受伏击丧命的士兵复仇，英国的媒体，也配合着侵略行动，大力渲染贝宁王国的原始与野蛮。

8个月之后，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在洗劫贝宁王国过程中，得到的很多战利品，被送到大英博物馆，进行了展出。这些被称为“贝宁青铜”的艺术品，由富铜的合金铸成，刻画着国王王后，以及士兵、商人、猎人的形象，其制作精良，惟妙惟肖，一经展出，便赢得了参观者的赞美。

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那就是，原始野蛮的非洲人，如何有资格、有能力去制作出如此精美的工艺品？因此，为了圆谎，英国人编造出各种理由，有人说这是葡萄牙人带去的技艺；有人说这是某个不明身份的白人文明留下的成果；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失落的城市亚特拉蒂斯的创造。然而，这些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艺术品描绘的是黑人形象。

而且，早在3个世纪之前，贝宁人已经与葡萄牙人有了接触。在贝宁人的艺术品中，还具有葡萄牙士兵形象的作品。葡萄牙人和英国的早期探险者，也认为贝宁王国具有着发达的文明。然而，3个世纪之后，为了贸易利益，英国侵略者却选择了遗忘。

对于英国侵略者的谎言，虽然贝宁人的声音，无法晓谕世人，但这些无声的艺术品，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而这些艺术品的声音，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二、《裂冰》：文明是一种液体

16世纪，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已经开展了贸易往来。但是，葡萄牙人不仅关注贸易，还热衷传教。1550年，日本的天主教徒大约1000名左右，但半个世纪之后，已经激增至50万人。

统治日本的德川将军们，听说了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所作所为，也目睹了菲律宾的惨遭侵略，因此，对葡萄牙人深感不安。1623年，德川家康的儿子，第二代德川将军德川秀忠，采取了一系列禁教措施，在长崎处决了55名传教士，驱逐了耶稣会士，禁止日本人从事宗教活动。并且，逐渐确立了日本的锁国体制，在理论上要求日本与外界完全切断联系。

但是，对欧洲人建造起的坚固壁垒，却留下了一条缝隙，那就是荷兰，被允许在出岛通商。出岛，是一个在长崎特意建造的人工岛屿，也是日本对外通商的唯一窗口。而之所以选择荷兰，是因为荷兰人只看重经济利润，并不在乎宗教影响。

荷兰人在通商过程中，严格遵守着日本的规则，并且定期远赴东京参拜幕府将军。饶是如此，荷兰人还是起到了启蒙作用，将科学与艺术的新思潮，通过出岛带入了日本，包括钟表、地图、显微镜、天球仪、地球仪、眼睛、医疗器械等。特别是有一种叫做荷兰镜的事物，意外的影响了日本美术的发展。

荷兰镜是一套光学装置，由一个木盒和放置在其中的凸透镜构成，通过凸透镜，在观看按照欧洲透视法绘制的风景图时，能够呈现出立体感。

一位叫做圆山应举的日本画家，通过荷兰镜，掌握了透视法，并将其应用在日本的传统绘画中。他所创作的《裂冰》，是茶道仪式上使用的一种低矮的两面绘屏，展示了冬天河面上爆裂的冰面，因为使用了透视法，却让寥寥数笔的直线组合，呈现出一种立体观感。

文明很像一种液体，无论你如何闭关锁国，只要有一丝缝隙，它就能够渗入其中，与原有的文明混合在一起。并且，文明之间的混合，会如同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些新的东西。

三、维米尔：“坐井观天”的宅男

以《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闻名世界的约翰内斯·维米尔，是荷兰优秀的风俗画家，被看作“荷兰小画派”的代表画家。他1632年出生于荷兰的代尔夫特，生活在荷兰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无数荷兰人，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之间，远赴万里之遥，去获取财富。但维米尔直到43岁去世，依然住在代尔夫特，一生之中，从未离开过荷兰的土地，可谓荷兰黄金时代的宅男。

维米尔的画作，也大多都是室内的布景，在封闭的空间内，呈现出一种温馨、舒适、宁静的观感。对于这些画作，人们通常会认为，是看不到世界其它地方的。但是，文明之间一旦有了接触，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文明交融的魔力。

在他的《军官与欢笑的女孩》中，军官与女孩不知在说些什么，让女孩的脸庞绽放出美丽的笑容，军官带的宽毡帽，是北美的海狸皮毛制成，而墙上悬挂的，是一副地图，都标志着荷兰黄金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在他的《在敞开的窗户前阅信的年轻女子》中，桌面上摆着土耳其地毯，地毯上是中国的克拉克瓷碗，而且女子正在阅读的信件，也许就来自于遥远的异国他乡，与那张地毯和那些瓷碗一样，传递着远方的消息。

文明是流动的，即使维米尔终生在荷兰的井中安之若素，外界文明的天空，还是在不经意间丰富着他笔下的世界。所以，维米尔画作中的封闭空间，从来都不是完全封闭的，就如同他画作中的窗户，总会有屋外的光芒流淌而入。

通过戴维•奥卢索加在《文明II》中展示的这些艺术品，我们能够感受到，在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中，没有什么能摧毁一种文明的存在，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一种文明的发展，文明的交融，就如同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对此，我们或许能够想起，尼采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