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专名”比较早就受到反思，很多我们看似不描述词语意义的专有名词，在众多的使用者造成的文化影响下，已经不仅仅是专名，而是成为“限定摹状词”，是一种特定意义的摹状词。如“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由于我们的一些生活常识，一听就会想到那位古希腊的哲学家，这与我们听到一个名叫“AXFGY”的人时心中的观念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会发现专名和摹状词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将其视作一类事物也完全可以。这类事物既有人们描述时语义上的意义维度，很多时候也指向外在事物。当然，“这里”这种指示词还是保有绝对的纯洁性，没有意义在其中。
而针对包含专名、自然类名词、人工类名词的诸多名词的意义与指称的分析，作者转述了哲学家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观点，这观点非常新奇激进且有趣。
上文提到，名词其实是一种特定的摹状词，或者说是一些描述性语句的简略版。但这里的问题是，如果这些描述性语句中的一些发生了改变，我们还会沿用这个名词么？这个问题像“忒修斯之船”一样，但没有后者那么难以回答。因为很多语句的描述性词语只有特定的几个，而忒休斯之船的零件可能有成百上千个。从几个描述之间寻找名词的本质远比从上千级的渐变中准确找到分界线要容易地多。
前几章我们提到一个例子，就满足这种情况。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称作莎士比亚戏剧的那些作品，并不是真的名叫莎士比亚的人写的，而是其他人写的，被后人误扣上了莎士比亚的名字。那么“因父母命名为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的作者”这两个都极为根本的概念就面临了冲突，看似这个冲突足以让人们放弃“莎士比亚”这个名词。然而，实际上是，“因父母命名为莎士比亚”这个属性占有更高的优先级，而这个人做了什么不太重要。
正如，假设亚里士多德没有成为哲学家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而是成为了一个木匠甚至是奴隶。我们则会认为这个木匠、奴隶是亚里士多德。
因此，克里普克认为，名词并非缩略的描述和摹状词，而是一个“固定指示词”，与内容无关，指向一个特定的个体。这又将专名和名词的解释拉向了“指称”的那一边，而且更为极端。
极端之处在于，这个指示词的“固定”属性，是超越指示者的。也就是说，即便指示者本身不完全清楚它指示的事物，使用了“摹状词”类的描述手法，但他依然指示着固定的事物。如“鲸鱼”这个词，显然是将这种海洋大型哺乳动物误认为是鱼了，不过也并不妨碍指称的准确性。再说得极端一些，即使人们称呼的人名发音错误，写法也错误，甚至此人之后又改名，易容，隐居，都不影响对此毫不知情的人准确地指称此人。无论事物指称的内容及说话人是什么意思，指称的事物都不会改变。
在研究自然时，人们得出的自然类词汇，只有基于相同指称的基础上，才能够被使用。因此，自然类词语虽然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在内含和属性上不断变化，但指称依然不变。自然类词语刻画一类具有共同本质的事物，虽然并非人人都了解这种本质，但是人类形成的语言共同体形成一种分工，使得“即使我不知道，但总有人知道，而且值得信任”。而即使我们当事没有人知道，但大家有个模糊的感觉，甚至已经足够。因此自然类属术语也是“固定指示词”。
“普特南认为，词语就像商品和服务，它们属于一个社会内部劳动分工的产物：我们往往要仰仗专家去区分含义上的不同，而无须自己亲自去做。”
从专名和自然名词被证明为“固定指示词”的过程，我们发现：词语本身拥有超越定义和描述的本质，这种本质是确定的，而使用者是否知道这种本质并不会影响指称的准确性。
同理，人工类名词也难逃噩运。在我们对一个词语的诸多描述中，那个“本质”的属性并不与我们的定义和描述有必然关系，人工类词语也是“固定指示词”。
普特南总结说：“爱怎么给词义下定义就怎么下吧，反正‘意思’就是不在人的头脑中！”
不过，作者对这类观点有自己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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