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通过文学唤起或传达某种社会情感，以达到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所以中国的文人历来有这样的传统，以“关心社稷和黎民百姓”为己任。
尤其在安史之乱后，走下坡路的社会更需要文人的社会责任感，所以韩愈和柳宗元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白居易总结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文学创作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占据了绝对的思想统治地位，实现文学理性的社会功能就成了文学创作的官方正道。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了，在中国漫长的文学长河中，还存在着另一条支流，他们游离在道统之外，他们更多的受到道家和佛教的影响，道家追求人的自然真性情，佛教力图拯救个体的苦难，他们并不想着用文学来传播知识或教化他人，他们开启并实现了文学的另一种功能——用文字来书写诗人自己的情感和志向。
因此，如果按文学的功能来分，文学创作便有两条支流，一条向外，实现对社会的价值，一条向内，实现对己的意义。
但向己的这条路，幽深艰险，山高水长，清贫而孤独。
因为，只有当我们把眼睛收回来向内看的时候，才能看到自己的某种感受，也才能书写这种感受，而把眼睛收回来向内看自己是极度困难的，一需要个体的勇气，二需要普世价值观的鼓励。
比起来，把眼睛看向别人，同情他人的遭遇，发表对社会热点的观点，并且顺应普世的价值观，自然要不那么痛苦一些，当然，收益也更容易得到一些。
无法实现忠君和爱国理想的屈原退回到自己的世界，写了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开启了中国文学长河的另一个源头——用诗歌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感。就像屈原一样，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王维、李商隐、苏轼、曹雪芹等等，他们为后世无数迷茫的心灵流浪者带去寄托和星光，可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里，又何尝不是一个个“独行”者？
这困难的路途，古代如此，而今更甚。中国文学的这条支流也快要断流了。
不知从何时起，连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注重文学社会责任的价值观也日渐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功利的实用主义，“浏览量”和“变现能力”才是王道，就像“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浪”，现在似乎“不以流量为目的写作都是傻逼”，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体系。
学习写作的人甚至只注重分析诗人们的文学手法以期提高自己的所谓的写作水平，却忘了诗人本人的秉性。有人评价李白的诗“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也”，或许你只有修炼到李白那样的气才能写出李白那样的诗。同样的，你也只有修炼到王维那样的心境才能写出王维那样宁静的禅意。
可这样的气和心境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你或许不知道李白写了多少孤独飘零，不得己志，天上地下的失落，悲痛无奈的诗句，是突破了多少愤懑才水到渠成地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样的离经叛道的豪言壮语。
你或许也不知道王维背负了多少家族的责任，身不由己，又失去了多少，以及承受那些无法辩解无人理解的误解，他唯有去反复书写那深藏在自然山水中的禅意，去感悟出那份禅意，才能抵达心灵的禅境。
李白的诗几乎都在写自己的经历，抒发自己的情绪，而王维甚至都没写过什么关于社会民生的诗，自私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吗？为什么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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