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乐趣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 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 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至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 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 到了它，样子越来越糟。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 了的，现在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 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 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 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 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 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 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 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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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
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 再没有谁比他们更使我痛苦了。他们认为，所谓思想 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 早请示，晚汇报，如有闲暇，就去看看说他们自己“亚 古都”的歌舞。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但是看过 二十遍以后就厌倦了。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 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小红书 当然例外。顺便说一句，还真有人因为带了旧版的鲁 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 用处，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我不认为自己 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 郁寡欢。象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说， 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 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充分了。这 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 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 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在我们之前，生活 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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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 和他们的思想、著述被隔绝了。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 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我承 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的确不够坚强，但我绝不 是最差的一个。举例言之，罗素在五岁时，感到寂寞 而凄凉，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那么我这不 幸的一生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点， 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变了想法。假设他被 派去插队，很可能就要自杀了。
谈到思维的乐趣，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遭遇。父亲 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 在老年时，他告诉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 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 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 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 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 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 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 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 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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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 人会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 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 该是这样的。
文化革命之后，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 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的很浪漫。一个人写自己不 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学 者来说，能够和同行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陈景 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 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 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 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一个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 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 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 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 但那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得悲惨。然而， 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 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些被剥夺了 “有趣”的人保留着。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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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 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 错的棋手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 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 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 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 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了上句知 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 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 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创造出来的。当然，我 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为，单一 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 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 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 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象罗素先生一样，决不 肯到其中去生活。在这个名单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军 代表，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只剩一本 270 页的小红书。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某种程度的单 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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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 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 新奇。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 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 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 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 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 会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 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 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 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 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象牛顿、莱 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 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 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 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 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 想法，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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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有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 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 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 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 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 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 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 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 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自 己使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 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 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 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 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 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 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 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 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 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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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 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 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 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 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 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 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 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 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 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 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 一个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 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们， 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 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 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 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 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 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 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通一条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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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 人云亦云罢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 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 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 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 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 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拿我就要举出 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 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 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卸 甲地逃回城里。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 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 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 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 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 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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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 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还要问问， 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 直奔云南去挖坑，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 肯定不愿去插队。领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 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 我。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 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 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 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 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 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 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一 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 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 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现在当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而且我现在并不 比别人表现得坏。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 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 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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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 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 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 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许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 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 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 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 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 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 人都象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象他期 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 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 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 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 就此被扼杀了。考虑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士的总和是 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 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种想 法一直在实行中，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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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愚蠢的方法找办法。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 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 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 想不到别的了。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 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 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 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 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 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 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 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 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 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 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 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 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 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 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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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 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 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 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 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 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 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 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 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 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 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 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滔滔江河，虽然惠及 一切人安这江河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 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 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 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 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 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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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一 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 管理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 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 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 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 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 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 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 ——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 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实 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 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 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 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 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 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 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 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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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 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 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 的。(原载《读书》1994 年 9 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