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75：上下得失的移花接木

《道德经》75：上下得失的移花接木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民众之所以陷入饥荒，是由于居上位者贪求的赋税太多，因此才使百姓陷于饥荒。民众之所以难以治理，是由于居上位者太想有所作为以致于管制太多，所以民众才难以治理。民众之所以敢于轻视自己的生命铤而走险，是由于居上位者太过注重自己的物质享受，民众生无可恋所以才轻死试法。那些不过分注重物质享受、以静为下的人比那些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人更为贤明。

民众遭受饥荒，民众难于治理，民众轻死、以身试法，乍一看，似乎都是民众的问题。推究起来，却与居上位者不无关系。居上位者的“食税之多”“有为”“求生之厚”是否真的能够引发“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两者之间，绝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那么简单。

就像一位高明的魔术师，总是会刻意强调变化前后的两种客观现象，在观众惊诧于其高明变化的同时，遮蔽掉全部的变幻细节，以致于很少有人能够一眼看穿其背后的机理。

道，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只有深味其中机理、循道而行的有德者才能洞悉其中的玄机。

居上位者在上，民众在下，居上位者的一举一动，很难不对居下位的民众产生影响。《道德经》讲“太上，不知有之”——高明的居上位者深度影响着民众，民众却丝毫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民众丝毫感觉不到居于其上的圣人带来的压力，感觉不到居于其前的圣人对自己利益的侵害。

反过来讲，也有不那么高明的居上位者，总是把民众折腾得鸡飞狗跳、民穷财尽。孔子讲治理一个千乘兵车的邦国，做好三件事就好了，一是“敬事而信”；二是“节用而爱人”；三是“使民以时”。《道德经》干脆强调不要有那么多的想法，无为而治才是最好的治理。

自古至今，没有不仰仗劳动人民供养的统治者。换言之，并不是所有“食税”的居上位者，都能造成民众饥荒的。所以，居上位者的“食税之多”与“民之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食税”制，古已有之。孟子曾经和自己的弟子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流行一种农家学派，强调所有的东西都该出自自己的双手，如此享用时才好心安理得。孟子对之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一味机械地这样做，只能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极大下降。“十税一”在孟子时代，是很常见的税率。一方面“食税”对于统治者而言，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税率之高似乎也不是一个个性问题。那么，居上位者的“食税之重”缘何会造成“民之饥”呢？

“食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维持居上位者的日常起居？还是供居上位者肆意挥霍？“食税”的目的才是关键。用于日常起居，怎样重都是轻的。用于恣意挥霍，怎样轻都是重的。

同样的道理，“有为”和“求生之厚”也是如此。居上位者不顾百姓死活，不顾实际地肆意妄为，本身就是对民众的伤害。再加上“上行下效”，邦国君主的肆意妄为必然聚拢起一帮肆意妄为的臣属，最后导致政繁制苛，百姓忍无可忍，从而变得难以治理。居上位者过于追求自己生的质量，“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一方面居上位者过分追求自身生的质量时，必然侵夺民众的生活，使之限于动荡不得安居，限于颠沛无有生路，使民众生无可恋；另一方面居上位者“贵难得之货”，自然引发百姓铤而走险——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也要掠盗“难得之货”。

居下位民众的问题，要在居上位者身上找原因。“民之饥”的少要从居上位者“食税之多”上找原因。上下得失之间，悄然转化、彼此影响，对于未能体道的常人而言，像是移花接木的魔术和戏法。对于真正体道的人而言，能从偶然中看到必然，看到其中的玄妙机理，从而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