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欲仁，斯仁至矣

为政21章，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在鲁定公初年。那时季氏擅权，阳虎作乱，都不能尊信孔子的主张，所以孔子“无道则隐”，也不会出来做官。

这时有人问孔子：您为什么不出来从政呢？孔子就引《尚书》里面的一段话来回答。这就要说到，在《尚书·周书》里有一篇叫“君陈”。君陈是周公的次子，被周成王封为周国国君，承继周公来辅佐王室，被称为周平公。

成王在为君陈封君的时候，对他做了一番肯定和策勉。孔子就是引这其中的几句话来回答，说道：《尚书》里面不是说要孝吗？能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使得家中长幼有序，欢欣和乐，将这种存心和做法——也就是在家中行仁之道，推到为政当中，就算是为政有道了！

既然为一家之政，与为一国之政，它们的原理并没有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能为一家之政，也是为政，何必一定要当官才算为政呢？

我们都知道，孔子的抱负当然不只是齐家而已，而是要治国、平天下。孔子说这番话，虽然有他就其现况而言的这个角度，然而，从中所透露出的圣人的思路，对我们却有很大的启发。

不妨从以下几点来看：第一点就是：道德的重点在里不在外。儒家从士开始，就要仁以为己任。仁指仁德，修道有得，得之在心，这就是德。所以，无论事业大小、成败，只要能够得道在心，就是有德，有德即可谓有成。而事业的大小、成败，并非一个人可以完全左右的；一个人能真正把控的，只是自心而已。

所以，君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无可无不可”，“无入而不自得焉”，其理由也正在于此。这并不是说，君子在追求理想上、在修道上，时而提起，时而放下。

而是对于历练自己，成就仁德的情景，并不是非得怎样才可以，而是非常灵活和弹性的，所以才说“君子不器”。孔子虽有远大的抱负，但是也绝不会因为不被重用，就苦恼万端，而依旧会找到从政的角度，来建立自己内心的“为政”。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夫子在自我解嘲，那是以常人之心揣度圣人之心。焉知圣人都有超然物外、心无挂碍本事，不像常人处处粘着，滞碍不通。

第二点是：习儒者都要胸怀天下，而儒者众多，且来自各种身份和阶层，而且其中有初学者、有久修者，其程度不一。而能够为政有功，需要在德才位各方面都具备相当的基础，而这些基础并非人人都有。

所以孔子指出，为政其实有个起点——在于齐家——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为政就从狭义，变成广义。从而使得人人可以下手，人人可以为政。

我们的思路一下子就被拓展了！事实上，为政是要安一国之民，齐家是安一家之民，虽然其量有别，但是其质无别。如一海之水与一瓢之水，本质上都是水。

再者，能齐一家，其效将不止一家。因为一家齐，将影响到邻里和社区；或者广一点来说，一个科室好了，将影响一个单位。所以直接面对一家、一科室时，其实就间接面对了其背后十倍、百倍的人群。一个孝子可以感动中国，那就是由孝悌而为政的一个极致了！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对道的理解问题。儒家固然是入世之学，讲求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但这也绝不意味着——儒者的成功，就定义在事功之上。

其实，如果真是在自心上下了苦功，不向外传递也是不可能的。孔子当时“惶惶如丧家之犬”，但他道德的影响力却耀古腾金，这不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吗？

所以，修道一定要看心——“我欲仁，斯仁至矣！”全部的修行，就在这一句话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