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

动力机制就是绪论第二部分所讲的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之间的张力，它更具体地呈现为在制度当中活动的诸多行为主体的博弈过程。自生秩序来源于社会、经济贸易过程，来源于人们个体性的、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过程；集权秩序来源于朝廷自上而下对帝国进行的总体控制。这两种秩序的均衡，落实为某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制度安排。在均衡中，如果其均衡点过多向集权秩序的方向偏移，则社会会丧失活力；如果过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则帝国就会分裂解体。这两种均衡都是不稳定的，最终的制度安排势必是逐渐磨合出的恰当的均衡点，才会形成稳定的秩序。

大循环当中，其均衡被打破的初始动因通常是人口的变化，包括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分布的地理空间的变化、族群分布的变化等；以及技术的发展，包括生产技术以及知识传播技术的变化。人口和技术的变化，会引发新的经济要素的出现，将原有诸要素的均衡打破。在古代史上，通常是君主能够率先把握住这个新的经济要素，从而获得一个全新的财政基础，君主会以此来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强化集权秩序；但光有新的财政基础还不够，还需要新的人事基础，这就涉及知识传播技术了，君主因此能够借重来自新阶层的人群，以压制此前与君主形成制衡关系的社会担纲阶层。最终，经过一段动荡，新的均衡会建立起来。这个新的均衡已经是基于面目全非的社会结构了，而过去的普遍理想已经外在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与存在相分离了，所以普遍理想的自我超越就成为新的需求，追求其与存在的合一。

(人口➕技术=新社会结构)

未来:

这一轮大循环的起点便不是新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方向偏移，而是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旧的均衡被打破，国家走向解体。之后的历史任务便是将均衡点再向集权的方向回调，重建统一。

精神的重构与自我超越，很可能是这一轮历史大循环的引领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