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很多的黑车司机是我老乡，比如，天黑时就遇到一个，乡下人，已在这里生活了四年，只夫妻俩，儿子在老家念高三，跟着老人住。“不要再闯灯了，怪危险的。”他开了辆电动三轮，我下车要帮他关上薄薄的推拉门，叮嘱他，他忙说“我来，我来。”窗外风雨交加，气温骤降，不知他是否还在。
我婆婆也总说这句，我说“我来”，她会连说“我来我来。”我对风荷说，如果不是因为儿子外出读书工作，她并不愿意来城里。她讲了几个理由——我们乡下空气好，一天到晚人都在外面，不像这里，闷。
“你是Y城哪里的？”那司机问，“市里。”我应道，他便不言语。
我上大学才是第一次真正意义地走出家门，提到Y城，哪里想到很多人都不知道呢，然而他们近乎一致的结论是——那是一个穷地方。
有说：“看不出来哦，没有一点儿口音，都以为你是本地人。”
或者说：“你们那儿，很多人到处跑着卖假古董。”
又或者说：“总之你们那儿的人是做生意缺乏诚信出了名的，”继而补上一句，“不是讲你哦。”
说话的人，我相信他们的眼神中饱含遗憾、同情和怜惜，我尽量不往鄙视那里想。
谁这么伤人啊，我替风荷抱不平。
如果说的都是事实，这些话并没有能够伤到我。宪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歧视无处不在：种族肤色，地域，收入，出身，甚至学识，相貌，疾病，宗教，职业，婚姻，性取向……到今天也许还有不同的朋友圈，有差异的地方，大抵免不了歧视的存在，而被歧视的人通常又会转而歧视他（或她）眼中的更弱小者，歧视是人性的一部分，歧视从古至今都没有断过，有歧视则必有偏见，歧视与偏见是古老又普遍的现象……权且放下这个话题不谈吧。
Y城是很小的城，
好像那时候，我以为，城都是不大，几条街而已，步行或者自行车，基本上想到哪里都不是问题，公交车那是后来的事。我说城不大，其实是我的活动空间极其有限：家里，（幼儿园我已经没有太多印象，）小学，还有就是上小学的必经之道，要穿过一所师范学院的后门，（就在我家边上），这个学院至今还保留有民国建筑，经过一片笔直疏朗的杉木林，我在那杉木林里抓知了的蛹，尤其是在雨后，很容易寻到蛹在泥土里的洞穴，把蛹放到纱窗上，看它一天天变成透明翅膀的蝉呼啦啦飞掉；绕过一株砌有圆形花池的墨色松柏，是年岁很久的老松，过一座桥，铁的栏杆，通过时，往下看，头会发晕，那桥架在一条河上，河水先前应该是清过，不过我记得的全是它臭哄哄的样子，平日里水浅浅地从垃圾上淌过，显得桥很高，偶尔暴雨过后，水面涨起，垃圾被挟裹着一路不知道汹涌流向哪里，据说这条河连着一所医院，那么河水一定是极苦的，有人传说水上漂浮过婴儿的尸体，我受了惊吓，以至于很长时间不敢正眼看河水；过了桥，走几步路就是小学的校门，门口常会遇到班上的同学，对面打声招呼，然后一起并肩，我是渴望并肩，其实我一直是那个最矮的，进校门去。
我如今所有对Y城的记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的日子，聚焦在这一处叫做“白果树”的地方。我问过我妈，白果树在哪里，我怎么就看不到，她随口说，原来是有，现在没了。再要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所以白果树，用宪你的话说，就成了一个符号了，不过奇怪，我看不到有这个名字的路牌，但提到这个名字，人人都知道是哪里。
我想我小时候是没有吃过苦的，那个年头，大家都穷：一年买一次新衣，其它时间是完全不要指望的，我曾经穿着浅蓝色衣服到处参加朗诵比赛，衣服口袋还是破的；一周吃一次肉，我妈说，明天改善生活喽，我们只要听到这句话就已经喜不自胜条件反射般馋得梗着脖子咽口水，因为大概会有饺子吃，直到不知不觉，我妈不再（很少）讲这个词，即使讲，意义也是不同了，“改善生活”成了一个轻松的怀旧词，或者就是单单指代饺子。我说我们应当知足是因为：我和我弟，我讲过吗，我有个弟弟，我们小时候每天都有牛奶喝，我妈认为牛奶和鸡蛋是早餐必须吃的，我今天有这个身高完全归功于她老人家的坚持不懈，不吃完不准上学，她极严厉，我小时候不怕我爸就怕她，我虽不情愿也不得不忍着将那无味之物勉强吞咽。送奶工每天一大早把我们家订的牛奶，放到家属院的门卫那里，门卫是个杨姓的老妇人，我妈指使我爸去取，“到羊（杨）奶那拿牛奶去。”话音未落，她自己先笑得前仰后合。
时隔多年，我早几年前就听我妈讲过，杨奶奶已经过世，我妈说，你记得那个我们院儿门口的杨奶吗？你小时候常说“到羊（杨）奶那拿牛奶”的那个杨奶。哦，我记得，我说。但我已然记不清晰她的长相，不过是有一团温和的奶香味轻轻飘过，装奶的带把小锅就搁在她的窗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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