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医、行医加起来前后有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看到了不少生与死。生命的诞生大致相同，但生命的逝去则千态万状，让人刻骨铭心，难以忘却。我常想起那些与我擦肩而过又归于冥冥之中的生命，想起他们起步的刹那以及留给生者的思索，从而感到生与死连接的紧密与和谐。那一个个生命的逝去，已残缺为一块块忆的碎片，拾起这些碎片是对生的体味，对生命的审视，是咀嚼一颗颗苦而有味儿的橄榄。
那时年轻，不知何为生死，我的班长与我是“一帮一，一对红”，我们常常坐在水泥池子的木板商谈心。我们谈的常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诸如跑操掉队、背后议论人、梳小辫臭美等等。我们屁股下面的池子里，黄色的福尔马林液体中泡着三具尸体，两男一女，他们默默地听了不少我们之间的事情。有一天，班长说，她将来死后要把遗体献给学校，为医学教育做贡献，我才突然觉得池子里面躺着的是三个“人”。
水泥池子上的木板很硬，很凉，药水的气味也很呛人。
“文革”时，他从八楼顶上跳下来，当时我恰巧从下面走过，他摔在我的面前，我下意识地奔过去，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很平静的侧卧在地上，没有出血，脸色也相当红润。他看着我，想说什么，嘴唇动了一动，但只是两三秒的工夫，面部的血色便褪尽，眼神也变得散淡，我随着那目光追寻，它们一投向了遥远的天边。
三天后我看见他从湖南赶来的老父亲默默地坐在太平间的台阶上，望着西天发呆，老人的目光与他儿子的如出一辙。
西边的天空是一片凄艳的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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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临产的产妇，长得很美，在被我推进产房的时候他丈夫拉着她的手，她丈夫很英俊。这是对美丽的夫妻，他们一起由南方调到这偏僻的山地搞原子弹。平车在产房门口受到阻滞，因为夫妻俩那双手迟迟不愿松开。孩子艰难地除了母腹，是个可爱的男婴，却因脐带绕颈而窒息死亡，母亲突发心衰，抢救无效，连产床也没有下……这一切前后不到两个小时……
我走出产房，丈夫正在门外焦急地等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说，我想躺一躺。我把他安排在医生值班让他歇息。
半个小时以后，我看见他慢慢得走出了医院大门。
儿子守在母亲的病床边，须臾不敢离开，医生说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子才由大学毕业，是独子，脸上还带着未经世事的稚气，母亲患了子宫癌，已无药可治。疲劳不堪的儿子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母亲插着氧气在艰难地喘息，母子俩都怀着依依难舍的心紧张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中午，儿子去食堂买饭，我来替他守护，母亲一阵躁动，继而用目光寻找什么，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赶紧凑到她跟前，那目光已在失望里定格。
儿子回来，母亲的一切都已结束，他大叫一声扑过去，将那些撤下来的管子不顾一切地向母亲身上使劲插……
撒在地上的中午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在给这个六岁的男孩做骨髓穿刺的时候孩子咬牙挺着，孩子的母亲在门外却哭成了泪人。粗硬的带套管的针头扎进嫩弱的髂骨前上脊，那感觉让我战栗，我知道，即便打了麻药在抽髓的刹那疼也是难以忍受的，而孩子给我的只是一声轻轻的呻吟。取样刚结束，孩子的母亲就冲进治疗室，一把抱起她的儿子，把他搂得很紧很紧。孩子挣出母亲的搂抱，回过身问我：“这回我不会死了吧？”我坚定地回答：“不会。”
半个月后，孩子蒙着白单躺在平车上被推出病房，后面跟着他痛不欲生的母亲。临行前，我将孩子穿刺伤口的纱布小心取下，他在那边应该是个健康、完整的孩子。
辚辚的车声消逝在走廊尽头，留下空空荡荡的一条楼道。
她是养老院送来的，她说她不怕死，怕的是走之前的孤独。我说我会在她身边的。她说，我怎么知道你在呢，那时侯我怕都糊涂了。我说我肯定在。她说，都说人死的时候灵魂会与肉体分离，悬浮在空气中，我想那时我会看见你的。于是她就去看天花板，又说，要是那样我就绕在那根电线上，你看见那根电线在动，就说明我向你打招呼呢。我笑笑，把这些看作病人的遐想。
她临终时我如约来到她的床前，她没有反应，其实她在两天前就已经昏迷。她死了，我也疲倦地靠在椅子上再不想动，无意间抬头，却见电线在猛烈地摇晃。
窗外下着雨，还有风……
……这样的碎片于每一位医生都会有很多，它们并不闪光，它们也很平常，但正是在这司空见惯中，蕴含着一个个你我都要经历的故事，我们无法回避，也无法加以任何评论，我们只能顺其自然。生命是美好的，生命也是艰难的，有话说：“未知死焉知生”。我想起年在日本电视里看到的一个情景，那年月，由东京飞往名古屋的波音飞机坠毁在群马大山，全机五百四十二人，五百四十二人遇难。飞机出事前的紧急刹那间，一位乘客匆忙间写下了一张条子：感谢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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