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学习哲学的学者的存在危机——即,哲学本身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不禁想到汉娜·阿伦特在战争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到审判时,在一片被民族主义点燃了怒火的犹太人群中,冷静地抽了一支又一支的烟,写下了那本从此让她饱受来自犹太族群本身反对,排斥和愤懑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这本书中,她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做【平庸之恶】。因为她认识到了艾希曼不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个出自于普通人中的普通人。屠杀,种族灭绝,杀人机器,这一切丑陋到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恶并不是来自于一个抽象的,超越了人性的魔,而是来自于人本身。一个古老的思想一直在作用于大部分人们,那就是把一切我们不能解释的,超出寻常的人类行为,上升到神性或者魔性。这个思想是那么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因此失去了思考人性的机会。这个思想是那么根深蒂固,我们立即可以把世纪的痛楚归结于一个封魔的人群。我们可以立即把深邃的问题转化为一场激昂的批判,将前人,将自己过去的痛苦,挥散在暴怒的深渊中,短暂的审判中。然后再去重复过去的惨烈。
阿伦特,一个被德国哲学洗礼过的学者,看到这个深埋在犹太民族背后的问题。从此,她投入到对于邪恶本身的研究中,研究二十世纪——这个人性沉沦,这个集权主义,杀人机器,核武器和生化技术时代,人的邪恶从何而来,本质是什么。
我又想到一些更纯粹的哲学家,一些看上去更抽象,与现实更遥远的哲学家。比如笛卡尔。一个谦卑的学者,致力于将牛顿的机械物理学作为基础,去构建一个合理的对整个世界的思考。对于牛顿而言,物质是惰性的,被动的,甚至有些愚蠢的(牛顿真的曾经形容物质为愚蠢)。笛卡尔接受了牛顿的(在当时是最超前的)科学思想,然后把它作为真理去思考。最后,笛卡尔将世界分成了三类,上帝,物质,和disembodied mind (类似于灵魂的存在)。我们思想(mind)帮助我们指导着物质。
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直接把我们引导了哲学里最不食人间烟火之处:世界的本质的探讨。然而,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影响过小日子的人们。思想高于物质,上帝高于思想,这几乎在后来变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思维模式。它本质上是一个高低先后的排序,它本质上是一种优越性的排序,它,定义了人在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的生物面前的优越性。
在二战时期,当纳粹对犹太人残杀之时,他们将犹太人比作动物,比作老鼠,让犹太这个人群,成为了【非人】的存在,从而给了纳粹一个可以杀死他们的理由——我们不在杀人,我们所做的和用药杀死蟑螂没有区别……
阿伦特的哲学看上去和现实紧密交接,而到了笛卡尔,从一个抽象的哲学到一个具体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了。有时哲学家像侦探,在一个个小思想里寻找它们的源泉。
诚然,哲学有时看上去没有新闻,社会学,经济学相关,因为它们在做的,是对当下生活的总结:农村和城市的工作的收入差距,什么产品在中国市场不收欢迎,美国的移民法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边缘人群的福利问题,公立学校的资金来源,科学课总是让学生提不起兴趣……
我从来不觉得哲学是,并且应当是,一个抽象和清高的职业,蜷缩在世界的一角,游戏着高深莫测的思想。哲学,永远是对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和选择背后的信条。而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创造这种潜在的信条,并思考它们在教育,社会,政治,流行文化背后的推动作用。
因而哲学,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研究,它的目标在于当下具体的现实世界,在于诊断和改善现世的隐疾顽症,在于制造变化。
文| 闫思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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