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的组织机制
先来看看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是如何发展为内在于中国历史的。
前面说过，国民党仅仅吸收了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共产党则把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和意识形态全都吸收了。但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还很机械，试图把苏联的革命经验不加改造地移植到中国来，结果就失败了，与国民党分裂，后来又丢掉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长征。
之后没多久，抗战就爆发了，日本人打过来，占领了城市和交通线，下面农村地区的国民党统治多半都瓦解了，共产党却因为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组织能力，有办法把沦陷区的敌后农村变成抗日根据地。
为什么国共两党在沦陷区的表现会有这么大差别呢？因为它们的组织机制完全不同。一个组织要想能够存活和发展，有两个重要需求，一是组织目标的统一性，没有统一性，各个部分各自为战，很快就散架了；二是执行层面的效率性，没有效率性，在竞争当中很快也就输光了。
要达成这两个要求，就需要有组织内部的一整套控制机制，以确保组织成员的行动不会偏离统一的目标，并不断提升执行效率。在抗战时期可以看到，国民党跟共产党的组织控制机制很不一样。国民党走的主要是外部控制路线，共产党走的主要是内部控制路线；面对组织任务，国民党员的反应是“要我做”，共产党员的反应是“我要做”。
国民党的外部控制路线，是指它着重于控制组织成员的外部行为，通过建立一套现代的官僚体系，依照行政规则，来监督具体官僚的行为，以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和执行的效率性，对官员来说就是“要我做”。
官僚制是治理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工具，但它想有效运转，有一个要求，就是各个层级彼此之间要有顺畅的信息传递，一旦信息传递被切断了，官僚体系马上就会瘫痪瓦解掉。日本人打过来，使得沦陷区与重庆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国民党在这些地方的官僚秩序很快就瓦解了。
共产党的内部控制路线，是指它用一套理想信念由内及外地刷新组织成员的精神世界，让每一个微观的组织成员都对宏观的事业有一种信仰和忠诚。
只要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组织目标就会深深刻在每个成员的内心，就算各个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够顺畅，就算各个基层组织都是各自为战，但是共同的信念基础也能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并且，由于理想信念的内在驱使，每个组织成员对事业都有着巨大热情，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从而确保执行的效率性。
由于前述差别，我们就能看到，沦陷区农村的国民党统治都瓦解了，但是只要派几个共产党员过去，就算他们跟延安的信息沟通不畅，也能很快就搞起一大摊事，并且都不会偏离组织目标。所以，日本人打到哪里，它后方的基层社会很快就都会变成共产党人的抗日根据地。
到了这时，共产主义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它与中国的现实需求之间经常是错位的，但是现在，它与国家救亡极为深刻地嵌合在了一起，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发展为内在于中国历史。这也为后来共产党打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中国史纲50讲》
历史都是在重演，而规律却是一样的。
左倾和右倾，也是在为正确的革命方向做试金石，而不应该是我们评判的一无是处，这些失败中，才摸索出真正适合中国的道路。
革命思想的统一，革命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完备，是保证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避免离心离德。
社群的管理，就是缺少了主心骨，旗帜。
共同的信念，要我做变成我要做，力量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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