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先生某平台上邀我写写读《太史公自序》的感想。荣幸之余却感到有些为难，才学问题暂且不说，命题作文可是我倍感头痛的一件事，正如撰写公文报告或领导讲话，有无心得都只能饱含深情、高屋建瓴，而往往又难以达到其境界与高度，只是可以提供一个标靶而已。如此，即便贻笑大方，还是姑往谈谈个人的一些感受吧。
太史公司马迁之《史记》作为中国史学与文学的“母本”，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千多年来，名家名人研究、评论《史记》（当然包括作为其第一百三十篇的《太史公自序》）的著述、名言简直是汗牛充栋，这还不算难以计数的“村言贾语”。一旦提及便很难脱其巢臼，比如《太史公自序》凡七千余言，叙述了其家族世系及家学渊源，阐明了写作《史记》的动因、条件与令人扼腕的著书经历及一百三十篇之小序——概言之，以浩瀚的气势、雄浑的精神，将《史记》一书总括于此，太史公的一生备见其间。在我看来，其情感不如《报任安书》丰沛，但只是隐忍而不发也——毕竟是史书而非抒情散文。如果要多感想生发一下，却是万万不敢，唯唯胆小的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最多只能在别人的牙慧之中咀嚼出些许余味已是不易，遑论去追求一家一时之言？在学界“剪贴拼凑是为借鉴”、“编辑事实谓之创新”的今天，大咖们的道行可是日渐深厚：曾有一高校专家应邀为某地研究、提升其特色文化，索要了相关文稿资料以作参考。不久即有一份深得认可的专题报告，还邀请当初资料提供者参加了研讨——不就是十来年前的本土研究成果吗？简单编辑一下却已成别人的学术文章！心知肚明的召集人示意应邀而来的原主创、编撰不得乱发“杂音”，毕竟人家是名人专家呵！而我是不敢有半点“偷鸡”之心的，也许一不小心就丢了工资、饭碗不说，遥想太史公岸头烛照两千多年人文历史的那盏神明之灯，景仰有余岂敢乱来？
司马迁十岁即已学习古文书传，曾师从董仲舒、孔安国，不仅胸有万卷书，更是行于万里路。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历史母本》一文所说，博学、健康、好奇、善学的他二十岁即游历中原地区和江淮流域：
从西安县出发，经陕西丹凤、河南南阳、湖北江陵，到湖南长沙，再北行访屈原自沉的汩罗江。
然后，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访九嶷山。再经沅江，至长江向东，到江西九江，登庐山。再顺长江东行，到浙江绍兴，探禹穴。
由浙江到江苏苏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苏淮阴，访韩信故地。然后北赴山东，到曲阜，恭敬参观孔子遗迹。又到临淄访齐国都城，到邹城访邹泽山，再南行到滕州参观孟尝君封地。
继续南行，到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以及安徽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诸多故地。这些地方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却因为处处贫困，路途不靖，时时受阻，步履维艰。
摆脱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阳，访春申君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战国时期魏国首都，然后返回长安。
之后，司马迁得到了一个侍从汉武帝出巡的郎中之职，可以借此继续出行：
二十三岁至二十四岁，他侍从汉武帝出巡，到了陕西凤翔，山西夏县、万荣，河南荥阳、洛阳，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宁夏固原，回陕西淳化甘泉山。
二十五岁，他出使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二十六岁，他刚刚出使西南回来，又侍从汉武帝出巡山东泰山、河北昌黎、河北卢龙、内蒙古五原。
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莱州、河南濮阳。
二十八岁，他任太史令，侍从汉武帝到陕西凤翔、宁夏固原、河北涿州、河北蔚县、湖南宁远、安徽潜山、湖北黄梅、安徽枞阳、山东胶南，又到泰山。
司马迁师出名门、博学多才，掌握着大量珍贵文献，又多次游历大江南北，考察民情风俗，采集历史传说，核查相关史料，经过十六年的发愤与艰辛，写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篇巨制——《史记》！
我再次读到这些内容，总觉得司马迁当时的游历也应该算“调研”或“考察”之类吧？只是未免太寒碜或认真了一点。让下面收集上报点相关材料不就得了，即使要亲自去考察也应该事先安排一下，不然，那场景的印证难免显得有些“粗糙”，不够完美？也许这些文绉绉的东西不够“硬核”，可轻可重、可深可浅罢了。而今天，即便是那些事关民生的举措，有些人也可以足不出户就能研究出一套又一套的东西来。哎，太史公作为后世之师应该不仅在史学和文学上吧？只是在急功近利中，我们好像把前世的有些精神都忘却了。
司马迁“以人为本”书写历史，其《史记》成为不可超越的史作巅峰。一如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皇帝到王侯将相、地方大臣，既不抹黑其光彩夺目的一面，更突出揭露其丑恶、腐朽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压迫，甚至对汉武帝的荒谬无聊也绝不隐恶扬善。《太史公自序》还大胆地将陈涉与商汤、周武王相提并论，明确提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其统治：“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
对六经和儒、墨、名、法、道及阴阳诸家，《太史公自序》精辟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如若断案，虽经百世而无出其右者。他说：《春秋》长于治人、《易》长于变通、《礼》长于行事、《书》长于政治、《诗》长于风土民谣、《乐》长于和顺。所以，《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诗》是表情达意的，《书》是述说政事的，《礼》是用于节制约束人的，《易》是用来讲述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王道精髓）。他还指出，儒家学说博大，但缺少切实的治国纲领，所出之力大而所收功效少；道家采儒墨之长、名法之要，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所办之事少而所得功效大，唯其言语难于理解。
我时常在想，假如司马迁不为李陵言又会如何？这大概既不会妨碍写作《史记》，也不会影响个人声誉，可得风光无限之一生，而且它与李陵还真的算不上朋友。伟大如司马迁也有言多必失之误，似乎还不及凡常之人。如果事事顺君意、冬瓜做得甑，何愁帽子、俸禄乎？即使学学今天职场中“沉默的大多数”也会很好。看来不畏权势，秉笔直书，图一时之快的太史公在“情商”方面似乎比我等无名小辈还是要差上一点。
司马迁高贵的人文品格青史留名，而现实中换来的却是权势人物与亲友之情的疏离，只能出人意料地选择耻辱的宫刑“偷生”，承受世俗的重压，只为一部《史记》未完。在公元前九十年完成写作后，正当四十六岁壮年的他，毫无留恋地选择了无声无息、无影无踪的消失。这与“好死不如癞活着”的世俗观念完全不同，更与今天年轻人动辄跳槽或跳别的什么之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唯事业岂在乎名利得失、艰难困苦？甘愿忍辱抱屈而初心不改，以一部《史记》已是光耀千古，而其文学成就也是让后人难以企及：虽说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论，但不要说相如之赋，就是整个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都难说能进入一流。而司马迁的《史记》虽为史书却堪称文学散文之典范，唐宋之际的古文运动即以先秦诸子之文和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散文作为范式。然而，两千年来，太史公司马迁却又难以称“圣”，连颜回、曾子的地位都比不上。即便有“史圣”之誉，那也非所谓的“正统”名位，况且那大概还是近代以来的事罢？原因何在？只为他曾受宫刑而没有选择凛然就死——悲夫！
太史公司马迁自知“虽累百世，垢弥甚耳”！《史记》一成即隐身于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辉光之外。这是司马迁个人的悲剧，还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悲哀？在喧嚣浮躁的当下，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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