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未谋面的朋友来访。出于记者职业的敏锐，朋友建议我的书店能够有一些除了书之外的空间，比如公共阅读场所等。对此，我苦笑道：书店就这么大，我把能够利用的几乎所有地方都用来陈列书籍，还是有很多我想设立的专柜没办法实现。我没有类似于时下流行的“小资”书店的实力，退一万步说，即便有，我也不会这么做。我很老派，也很顽固。我做书是因为喜欢它，而不是想做一个风景，一个朝圣地。我一直认为，当朝圣成为一切的时候，人反而就失去了目的地。我宁愿我的书店不时钻进几只“书虫”，也不愿满是“徕卡”的小圆眼对着满是摆POSE的“章鱼”人。
当实体书店的售书功能一旦丧失，书店里的书籍，必然快餐化，而书籍则沦落到了成为极致装潢的部分之一。我对书有敬畏之心。时下很多网站用低于进货价销售书籍，这是烧最少的钱来达到最多的点击率。这种用书籍来带动其他的销售手段高明，但我认为是一种卑鄙。实体书店为这种卑鄙买单而心有不甘——事实上，这种卑鄙真的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消费者肯定不能认同我的指责，我会另文道来这种卑鄙其实是对所有人的侵害，这是世界上有一种法律——“反倾销法”、“反垄断法”的出笼缘由）。为了抵抗，很多书店不得不用“换颜”——设计产品、公共、活动三大空间，以书店为背景、咖啡为渗透、主题活动为拉动，打造出来的城市创新文化生活一体店。他们把它叫做“涅槃重生”，即通过削弱或剥离传统书店已经死亡的业务，转而凸显、激活传统书店中的潜在功能、潜在商业价值的方式，进行颠覆性商业模式创新的结果。真的是这样吗？
新华书店靠教辅垄断活着，活得很滋润；连锁书店靠进大卖场依托人流量连带销售，活得也不错。难道一个城市就无法容纳一个有想法、有主题的独立书店——只有书，只是以纯粹的书挤满空间的书店？我愿意和自己赌气，就当我是冬天脱了棉袄和虱子赌气。一具薄如蝉翼的四方电子脸容纳几十甚至上百本书的小家伙，随取随读，好！但那是你们的，就像早晨的太阳是你们的。我要的是“西风吹书读哪页”的闲适、书墨沁脾的感官、打发郁闷的书店邂逅和浅谈，是“我的书，我做主”的眉批脏话和朱笔赞美······
我相信像我这样的“榆木”这城市不止一块，我有和他们“臭味相投便称知己”的需求。我提供这个场地，这是目下我能够做到的。而且我相信，不管书籍如何演变，PDA还是卷曲屏，传统书店会一直存在。
张曼玉的妙曼靠的是梁朗光师傅手工的旗袍而不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流水线。
也许我是错的，错就错吧，我这辈子错得太多了，再错一次至多就是再加一个数字。
一个城市拥有足够多的灯红酒绿是繁华，也是杀人夜。一个城市守不住一条青石板老巷，留不下一盏守在巷口的昏黄的路灯，更是一种堕落。“从此以后，世界变得结构完美，逻辑通畅、无法承受。”（《大书特书》P143，乔·昆南）
朋友听罢我的这些“粗鲁无礼”之言，并没有怪罪于我，她反而鼓励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也该“任任性”了。活着，这辈子都在演越剧，到了人生的下半场再不吼吼秦腔，也太窝囊了——木心说，“窝囊”二字本身就够窝囊了。
朋友不愧为现在从事的新教育行当。和朋友告别时，我说：“其实我是有野心的。用散文家约瑟夫·爱泼斯坦的一句话：‘当今天下堪任鲍斯威尔的人何其多，却压根儿找不到半个约翰逊。’我其实是想当贵阳书商里的塞缪尔·约翰逊。”
秋蚂蚱
201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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