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079年，苏轼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贬黄州。1082年，也就是苏轼被贬黄州后的第三年，他偏居荒野，躬耕自乐。这年春天的三月五日，苏轼去沙湖游玩，三月七日，忽逢大雨，因为没有携带雨具，同行之人都觉得狼狈，只有苏轼泰然自若。雨过天晴之后，苏轼写下了这首词。

如果审视苏轼的一生，发现这首词就是苏轼一生的写照。一生披蓑戴笠，在风雨中来来去去。他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坎坷。

宋仁宗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

神宗时苏轼任侍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

元丰二年，四十三岁时，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他因此事入狱，几死，其弟苏辙自请贬职以轻其罪才得以保全，翌年被贬至黄州。

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

后又被贬谪至惠州、儋州。

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终年六十六岁。南宋时追谥文忠。

既然政治生涯如此坎坷，为何不选择离开?如陶渊明一般。

众所周知，陶渊明远离黑暗的官场，徜徉于山水之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此之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陶渊明选择隐居出世。既然官场污浊，我就选择不看，以这种态度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以一种隐者的姿态屹立于世。

而苏轼，虽然饱经患难，但他从没有想过抛弃官场生活。即使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也在寂寞冷清中安然度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换一种浅近的说法，陶渊明就像一个洁身自好的人，怕被别人染污，于是就躲得远远的。就像“孟母三迁”的做法一般；而苏轼，选择了在红尘中历练自己，选择了“与狼共舞”。这是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姿态。

雨过天晴，诗人沐浴在阳光之中，回首刚刚的“萧洒”之处，认为既无风雨，也无晴天。既然风雨也无，晴天亦无，那么在诗人的心里，也就泯灭了好坏的差别，当然不需要躲到世外桃源去隐居了。所以无论是人间天上，还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都是“净土”。因为人生就是一场无处躲藏的风雨，无边无际，最好的避风港就是自己的“心灵”。心安之处，即是净土。

黄州使苏轼真正走向成熟，也正如《东坡突围》中写的：“成熟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成熟也就是苏轼人生历程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竹林中狂风暴雨，而一位老人一袭蓑衣，在雨中闲庭信步，风雨人生路，他淡然走来，雨中驻足回首一望，半生萧瑟，年少奋发，党争迫害，一切有如过眼云烟，所有的一切他已然经历，又何惧眼前的风雨呢？于是他整整蓑衣，向着面前的风雨继续从容而行。

苏轼的人生格局是高的，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评价苏轼“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也正如他在《念奴娇·送钱穆父》中所写“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是什么能使苏轼坦然面对人生困境？

我认为是佛法。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其中深刻地体现这佛教的无常思想，既然人生短暂，如蜉蝣寄于天地，那对生活中的事情又何必太过挂怀。所有的苦难最终都会如水流一般一去不复返。与其怨天尤人，还不如放下种种不快，种该种的田，唱该唱的歌。顺境与逆境都是我们心的感受，而这种种感受也是如梦如幻，了不可得的。

如此，人生逆旅，即使风雨兼程，也不改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