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就不断将忠君孝子的伦理纲常教化人心，士大夫必须具备圣贤的品格才能治理天下。而通过科举考试是治理天下的敲门砖，也是古人光宗耀祖的唯一出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体现了读圣贤书相比其他工作能带来的高额回报。
如果教化有效，读圣贤书得参圣贤之道，那么为何科举考试流程却不像为圣贤预备，反倒像为囚徒设计?所有应试者在考试之前会经过严密搜身，以防携带可疑小抄。考房也同样会逐一被搜索，以防考生提前留下作弊信息。考生通过抽签确定考房，这样在考房预留小抄的人和使用考房的人未必是同一个人。三尺见方的“号舍”里只容得下一套桌椅，考生则在这狭促的“牢房”里作业数日之久。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收卷后会打乱排序并密封姓名。为了防止阅卷人通过笔迹识别考生，还会将打乱排序的考卷送至专门的抄写部门，经过专人抄录后送至校对部门核对是否抄写无误，每位经手人都得签名留痕以便日后追索，经过层层去除伪装后的答卷最终送至阅卷官批阅。
如果教化无效，为何每位应试者均能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写出合符要求的八股文，所谓代圣贤立言。为何每逢朝代更替总有许多官员愿为前朝殉节？
笔者认为，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人才选拔工具，科举制度发挥了较好的作用。首先报名门槛低，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均可参与考试，为政府招人提供了最大的储备人才库。其次，程序上相对公平公正，类似现在的机考，降低了徇私舞弊的可能。最后，考试框架不变，保证了参考人员在试卷上呈现出来的思想统一，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不过我们从来不曾真正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的只不过是通过付出另一些东西而换来的。科举制度取得的政治稳定是抑制经济增长换来的，副作用是削弱了人的创造力和思想活力，不再探寻四书五经以外的世界，相应的，闭关锁国带来的现世安稳就意味着承担了被外邦侵略的远期风险。
既然人生在世，风险不能完全避免，只能互相转换，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的平衡呢？笔者认为，应该采用以终为始的策略，用最终的期望来引导现时的行为，在明白如果要实现最终的期望，必然会承担的短期代价后，就能勇敢前行。假设想做一个隐士，所承担的代价就是与世上繁华无缘，权衡后，如果认为代价过高，可以考虑调整目标，向自己能够实现的方向走；如果认为代价可以承担，则用心践行，不要中道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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