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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练习一下书法,学一学摄影,或者搞搞研究,写写书,这应该是好事,如果在这些领域学有所成,更是令人羡慕的事。近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发现,宋太宗赵光义从雍熙三年(986)开始学习“飞白书”,听政之余,常常一个人学习到午夜时分,以致于废寝忘食。经过十年的修为,终于使汉代蔡邕始创的“飞白书”在他的手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宋代书法家米芾说,赵光义的“飞白书”已经到了“入神”的境界。赵光义的“飞白书”之技,还直接影响到他的儿子宋真宗、孙子宋仁宗,而且宋仁宗大有后来居上之意。北宋书学理论家朱长文认为,“飞白之法,始于蔡邕,工于羲、献、肖子云,而大盛于二圣间”。这个“二圣”就是指宋太宗和宋仁宗。在这里,朱长文把宋太宗、宋仁宗的飞白书造诣提高到与王羲之、王献之、肖子云并列的高度,可见宋太宗“飞白书”的水平之高。然而,宋太宗对于学习“飞白书”却始终抱有“歉意”。淳化五年(994)十一月,已经学书八年之久的宋太宗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给身边近臣每人亲笔书写一轴“飞白书”。当时的参知政事寇准,更是得到了十八轴之多。而在这之前,宰相吕蒙正也得到了皇上的御笔“飞白书”。宋太宗对寇准等人说:“书札,虽然是六艺之一,但它毕竟不是帝王应该花费精力做的事,我只是在听政之余,学习一下自娱自乐罢了。写得不好,你们不要见怪。”这当然是谦虚之语,但是,宋太宗认为,作为皇帝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应该在“个人爱好”上牵扯太多的精力。至道二年(996),十年磨一剑,宋太宗“飞白书”书道大成。他再一次派中使把他亲笔书写的“飞白书”二十轴,分别赐给宰相吕端等五位大臣,同时,还把另外四十轴送到秘府收藏。吕端等上朝表示感谢。这个时候,宋太宗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学习“飞白书”的起因,同时,再一次因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表示歉意。他说,“朕君临天下,复何事于笔砚乎!中心好之,不忍轻弃,岁月既久,遂尽其法尔”。在他看来,一国之君,不应该把精力放在书法这样的技艺上,只是因为自己实在喜欢,当然,更是怕这种书法艺术因为后继乏人而荒废。在今天看来,宋太宗的“自责”似乎没有多少道理。诚然,业余学习书法,或者说就算是在工作时间,在办公桌前,铺几张宣纸,写几行书,也未必会让人“投诉”。因为这种“个人爱好”是健康的、文明的、向上的。那么,宋太宗为啥还要“自责”?因为他的身份不同,他是皇上,要“君临天下”。老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官员是否勤政廉洁,边境是否安宁和谐等等,这些大事需要他去思考,去部署。如此看来,学书之事岂不是“不务正业”?其实,宋太宗自责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担心大臣“投其所好”,荒废正事,因此再三“自责”表示告诫。事实上,上行下效,自古而然。首长爱好什么,对下属往往有导向作用。“投其所好”是惯性思维。宋太祖赵匡胤爱看书,经常到史馆“借阅”,并且有一个习惯,读完书后喜欢与大臣交流。卢多逊因此动了心思,只要赵匡胤到史馆去借书,他总要第一时间弄清楚他借了什么书,并找来加班加点阅读。等到第二天赵匡胤在朝堂之上“突然袭击”,就书中的问题考起大臣来,别人瞠目结舌,卢多逊则对答如流,自然受到青睐。皇上看什么书,他也要连夜阅读,这也算是“投其所好”的一种表现。不过,因为赵匡胤的爱好正确,所以卢多逊的“投其所好”,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微词”。可是,如果领导者的爱好不正确,那么其危害就可想而知了。春秋时期鲁国丞相公仪休特别爱吃鱼,国人知道他这个“嗜好”,便争先恐后地买鱼送给他,他一概拒绝,后来干脆改掉了吃鱼的习惯。在他看来,一条鱼事儿虽不大,但是,却会带坏风气,也会让自己由量变引起质变,到时候,得不偿失。皇帝的爱好不对,可能误国;大臣爱好不对,可能败身。何出此言?如果你是官员,大权在握,自然会有人闻着味儿来。你喜欢书法,则请你题字,求你墨宝,赏你润格;你喜欢摄影,少不了让你参赛、获奖;你喜欢旅游,自然少不了请你去国内外旅游胜地考察;你喜欢金石书画,自然有人双手奉上;你喜欢女人,自然有人投怀送抱——个人爱好,成了利益输送的管道,其危害是不是甚于公仪休“嗜鱼”呢?当然,领导干部也是人,也应该有他的业余爱好。只是,因为是领导干部,身份特殊,就不能不谨其所好。甚至对自己的爱好要有所隐藏,有所回避,才是正道。否则,就会让个人爱好变味儿。轻则影响个人的前途,重则败坏党风、政风,带坏社会风气。不可不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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