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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繁荣与停滞》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贸易与国内投资一起，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日本必须进口原材料和石油。另外，部分由于耕地的约束，日本在农产品方面没有比较优势。为了支付购买的石油和农产品，日本用原材料生产各种产品并将其出口。通过价值增值，该国得以赚取足够的外汇，以支付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进口原材料和供国内消费的进口商品。
从 1949 年到 1971 年，汇率固定在 360 日元兑换 1 美元。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一汇率高估了日元，因为如果没有实施外汇管制以限制进口，这本来会导致贸易赤字。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按通行的汇率计算，日元被低估了。即使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日本也成功地积累了贸易顺差。当汇率在 1971 年开始浮动时，许多经济学家预计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会出现波动，这样各国的贸易就会自动平衡。全球经济的经验已经证明，情况并非如此。浮动汇率制度并不能保证贸易平衡。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持续的全球贸易失衡现象，某些国家持续存在贸易逆差或顺差。这也包括日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到 21 世纪头十年持续的贸易顺差
初次收入部分随时间增长。初次收入由来自海外业务的股息和利息收入构成。这是由于日本过去利用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国资产，最终开始产生利息收入和股息。到 2005 年，初次收入超过了贸易顺差。因此，当 2011—2015 年出现巨额贸易赤字时，初次收入足以冲抵贸易赤字，并且还有剩余。经常账户仍然有盈余。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贸易逆差稳步缩小。
对国民经济而言，经常账户盈余是净储蓄。净储蓄投资于外国资产，这些外国资产将来会产生收入，或者可以将其出售以弥补未来由于外部和国内冲击而产生的贸易账户赤字。就像储蓄能让个人消费者平滑不同时期的消费，弥补经常账户赤字的能力也非常有用，因为这可以使全国的消费变得更加平滑，从而增加国民福利。
出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日本的出口占 GDP 的比例相当低。图 11.3 显示了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的出口依存度。日本出口占 GDP 的比例与美国类似（近年约为 15% ），远低于欧洲国家或韩国，而韩国是另一个以出口导向型增长著称的亚洲国家。毕竟，日本是一个拥有广阔国内市场的国家，类似于美国。然而，日本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出口严重倾向于商品而非服务。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程度相对较轻）的贸易冲突一直是日本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大挑战。每当日本的制成品出口（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女式衬衫和凉鞋到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消费电子和钢铁）激增时，贸易伙伴就抱怨日本出口增长太快，并常常指控日本倾销。日本反驳说本国商品出口增加是因为日本企业努力提高生产率，并提升商品质量。此外，由于日本不能生产石油，必然在该产品领域产生巨额赤字，所以比较优势要求日本必须在其有优势的领域（例如制造业）实现贸易盈余。
如果所有商品都是有差异的，并且所有国家对各类商品的偏好相同，那么一个生产大量差异性商品的大国，也会从世界其他地区购买大量差异性商品。因此，大国之间往往会有大量的相互贸易。这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方程式，可以解释国家之间的贸易量，称为引力方程。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须向所有其他同为成员的贸易伙伴征收相同的关税，这就是最惠国待遇（ MFN ）规则，但世界贸易组织也允许使用差别关税和配额作为例外。例如，一个国家可以针对另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例如倾销）征收关税。如果某些产品的进口突然大量增加，而这可能对国内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这种情况也允许该国提高对这些产品的关税（保障条款）。最后，作为最惠国待遇规则的一种例外情况，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形成两种类型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 1 ）自由贸易区，即一组国家同意为彼此之间几乎所有商品大幅减少贸易壁垒；（ 2 ）关税同盟，即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对非成员征收相同的关税。
日本的贸易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演化，现在的贸易模式看起来与其他成熟的发达国家非常相似。正如引力方程预测的那样，日本与其亚洲邻居的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即使在 1973 年汇率开始浮动之后，日本仍然保持着贸易顺差。正如理论预测的那样，日元突然升值，但升值的速度仍不足以使贸易平衡。围绕升值的趋势，汇率的波动也很大。尽管 1973 年以后的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但许多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偶尔也会干预外汇市场。
当一个国家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时，它必须不断地干预以维持固定汇率。当持续有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时，政府必须出售外汇储备以捍卫固定汇率。那么，如果外汇储备耗尽或几乎耗尽，该国就会受到货币危机的袭击。然后，它将面临许多艰难的政策选择。它可能会大幅提高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并抑制资本外流，而此举会抑制国内需求。它可能会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而导致进口需求下降，但国内经济将受到影响。它可能会使货币贬值，从而使出口更具竞争力，但进口商品（和原材料）将更加昂贵。
里根政府不愿承认财政赤字、高利率与高估的美元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该政府认为，美国实际利率较高和强势美元很可能是由于美国比世界其他地区实际增长得更快。强劲的经济扩张、低通胀和企业税减免都提高了企业新投资的税后实际回报率，并普遍提高了美元计价资产的回报率，这使美国对全球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对美元计价资产需求的增加抬高了美元实际的外汇价值（经济顾问委员会，《总统经济报告》， 1986 年 2 月，第 52 页）。然而，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财政赤字是主要因素。财政赤字加上国内私人储蓄的下降使得资本流入（即经常账户赤字）成为必然。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组合被称为孪生赤字。
关于全球失衡的原因，以及全球失衡是否代表某些不良的趋势，这些趋势是否将持续，有关的争论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暂时停止了。这次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由于经济危机，美国进口大幅下降，贸易伙伴对美国的出口也急剧下降。
日元国际化的支持者将减少汇率风险视作日元成为全球货币的主要好处。如果日元成为重要的进出口报价货币，日本进口商和出口商的汇率风险将大大降低。日元的国际化也会提高日本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吸引更多的外国金融机构。因此，一直向日本施压开放金融市场的美国并不反对日元国际化。反对日元国际化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担心由于对日本金融资产的需求扩大而导致日元升值的人。一些人不愿过快地采取措施来开放市场。另一个对日元国际化的担忧是失去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如果日元被外国人持有，突然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可能会破坏它的稳定。 20 世纪 80 年代，对日元国际化是否会使日本获益，人们有不同的观点，这使日本未能发起一场推动日元国际化的一致行动。
汇率时不时地成为美日经济冲突中的主要争论领域之一。最著名的例子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围绕《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展开的政治谈判，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贸易冲突。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干预一直是汇率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主要国家的政府试图利用外汇干预以纠正汇率失调，并管理汇率波动。 21 世纪头十年中期以后，干预的频率有所降低。私人资本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通过干预影响市场变得非常困难。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现在不鼓励使用外汇干预手段，并批评那些依靠干预来维持特定汇率的国家是货币操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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