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14

更艰难的第三关来了，给孩子找玩伴。

马丁再一次失算，私立贵族学校的家长非常势利眼，在接送孩子的家长等待区，妈妈的身材、相貌、穿着打扮，接送孩子的司机和车子都在较劲儿。作为人类学博士，马丁做过田野调查，在联合国工作过，熟悉许多外国文化，自认为社交能力非常出色，但在家长等待区，她如同一团透明的空气，即便主动打招呼说早安，也完全得不到别人的回应。为了给孩子找玩伴，她当面提议，发短信、写邮件给同学的妈妈们，全都石沉大海。

故事的发展很有戏剧性，突破困局，只是因为有一次聚会中，插不进妈妈团的马丁，偶尔跟一个顶级富豪爸爸聊了会天儿。女学者跟银行家大概还是有些共同话题的。第二天接送孩子的时候，这个爸爸随口当着别的妈妈们提议他们的孩子应该一起玩，马丁从此终于被趋炎附势的上东区贵妇接受了。

但马丁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一个铂金包”，她要的根本不是日用的手提袋，而是一个证明自己身份的武器。那几年，铂金包大热，马丁还是得四处托关系，最终还是丈夫出差去东京，才带了回来。

这些情节听上去似乎虚荣、荒诞又无聊，这真的是曼哈顿最有钱的人过的日子吗？是不是因为马丁的丈夫不够顶级有钱，她的上东区生活才格外艰难？还真不是，上东区的贵妇们日子都不好过。

她们严格控制饮食，在健身课上练到双腿灼烧，酸痛难忍，为了保持年轻美貌，毫不松懈，永不停息。她们不用工作，可一分钟都不闲着，参加各种午餐会、拍卖会，给学校募捐，为医院筹款。她们精心挑选孩子出生的月份，送一两岁的孩子上各种培训班，连玩游戏的能力都得专门训练。

你可能觉得奇怪，这么一群吃穿不愁，甚至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人，为什么还要拼得面红耳、赤青筋暴露？还要争抢学位攀高踩低？

也许可以用《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红桃皇后那句话来回答，“你必须努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上东区的人们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但没有人敢松懈，由富返贫的事情也可能发生。既然已经爬上最高层，那唯一的变化就是变坏，掉下去。

而这并不是他们杞人忧天。我们以往讨论社会的流动性，往往着眼于下层向上层的流动，但流动其实是双向的。我看过一个美国社会流动性的数据研究，里面引用了美国财政部2007年的分析，有这么几条结论：

第一，美国过去十年的流动性，比更早的十年没有太大变化，有一半多人从一个收入阶层流动到了另一个；

第二，过去十年，最低收入阶层有一半流向了更高阶层；

第三，最顶尖的0.01%群体中，只有25%的人在十年中维持了地位，原先属于顶尖1%的人群，十年后，少于一半能保持同样的地位。

提醒你注意这最后一条，这也许就可以解释上东区的富人为什么这么拼了吧？最上层往下跌的比例，甚至比最底层往上走的比例更大。

事实上，美国精英阶层还真是一群“又有钱又努力”的人，他们不接受自我放弃，他们超级自律、渴望完美，这既有清教徒文化的内在动力，也有社会阶层流动的外部压力。

所以，如果你承认，在很长时间里，任何社会都会有人群的划分，只要你不甘往“下流”，那么拥有“努力权”，咬紧牙关奋斗，就是个人上升之路的必要前提。今天的欧洲社会，表面的安逸和放松背后，其实隐藏着社会固化的危机。

第二部分

说完了马丁在上东区贵妇丛林的冒险和美国顶级精英的社会流动，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二个问题。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作者用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大都市生活。书中的第一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正文叙述之前，都插入了一段“田野调查笔记”。

所谓“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也是人类学最早的工作方法。它需要人类学家深入到被调查的真实环境中，忠实记录被调查者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往我们认识的人类学家多半是在原始环境中作研究，比如学科祖师爷马林诺夫斯基，或者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都是长期生活在远离现代社会的原始部落和丛林中。所以网络上也有人批评讽刺马丁，说她对大都市的田野调查不过是在用人类学的学术词汇，掩盖着自己的浅薄虚荣。

这么想的话，既小看了人类学，也小看了人类学家。虽然表面上锦衣玉食，不过是在曼哈顿搬了个家，但马丁遇到的社会挑战，感受到的文化冲突，一点也不比调查一个非洲部落小。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马丁做了一次成功的隐蔽型参与式观察。

早期的人类学家关注非洲、东南亚、美洲的原始部落和动物群落，但因为人种，甚至物种的区隔，研究者很难打入当地部落不被发现，基本只能是作为局外人观察和记录，调查难免不够深入。那怎么调查才能更深入呢？田野调查中有一种“参与式观察”可以做到。指的是不暴露研究者身份，深入到研究对象的背景生活中，一边实际参与研究对象的生活，一边进行隐蔽的观察和分析。这种调查，不会干扰观察对象原有的结构和内部关系，从而能获得更深入的材料，更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

这本书里，马丁跟别的上东区妈妈一样找房子、送孩子、健身、买名牌，是很典型的参与式观察。而且比起过往，人类学往往研究弱势族群、少数团体和蛮荒部落，白人学者有天然的文化强势。这一次，马丁是闯入了一群普遍社会阶层比她自己高的研究对象当中，这在以往的人类学著作中可不多见。

像马丁这样一个女博士，如果大学毕业没留在学校和研究机构，像人类学这种偏门的学问，是不是就白念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人文社会学科的误解。马丁和上东区其他贵妇最大的差别，还真是学没学过人类学的差别，这帮了马丁大忙。

每一种学科，其实都是一种方法论，一种解释世界的框架体系。即便不从事专业研究，一个人也可以用他熟练掌握的学科方法，观察、研究和解释世界。这种基于学科理论的解释框架，使得马丁在跟上东区贵妇厮杀搏斗的时候，时时能够抽离出来，隔开一段距离冷静分析。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马丁的思绪，时不时就会飘到非洲昆桑人或班图人的部落里去。她不是拿着科研经费，做跟自己无关痛痒的学术研究，而是因为人生际遇，用上了人类学方法论，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

比如，促使她要下决心要买一个铂金包的原因，是她观察到了上东区街道上发生的古怪行为。一个贵妇，完全不管人行道交通规则和礼仪，有意挡住对面而行的马丁，甚至故意用包撞了马丁，还得意洋洋地笑了。你很难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号称纽约最高尚的街区。第一次被攻击之后，这个充满敌意的行为，引起的不是马丁的愤怒，而是研究的好奇心。她在街角蹲点，持续观察了几周，有天早上捕捉到了一百多起冲撞。她分析了冲撞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上东区“正在迈向老年的中年妇女”发起的权力展示行为，被攻击的通常是年轻女性。并且她注意到，冲撞发生时，这些女人手上都有一个名牌包。

由此她想到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研究对象里，有一个年轻的黑猩猩迈克，受到年长猩猩欺负后，终于有一天拿一个被人类废弃的煤油桶，弄出了很大声响，唬住了其他同伴，统治了部落整整五年。于是马丁反击的方式，也变成了弄到一个煤油桶，哦，不，是铂金包，在都会丛林里，那是她的长剑和盾牌，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人类学的观察方法和思考角度，让马丁从个人情绪中抽离出来，分析对手，采取对策。这样的方法，可不是仅仅用于街角贵妇角逐。我有个人类学家朋友，他其实对罗辑思维并没多少了解，第一次来我们办公室，我只是顺手指给他看了一眼 CEO 的工位。从大门口走到洗手间的短短两分钟内，他得出了结论，说你们是个管理扁平化的公司，因为他发现 CEO 并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跟大家一样在大开间办公。从 CEO 的工位迅速推断公司管理风格，这就是人类学家的敏锐。我的朋友就认为每个现代大公司，都应该考虑雇一个人类学家。不光是拓展海外市场的需要，甚至在公司内部，也能提供独特视角的战略思考。

无独有偶，世界顶级设计咨询公司 IDEO 总经理汤姆·凯利写过一本书，《决定未来的10种人》，他所看重的十种人里，头一个就是人类学家。人类学家阅历广泛，知识庞杂，能够突破思维定势；他们善于观察，还有一种把问题还原到灵长类动物的权利关系、文化表达的能力。他们善于从平常中发现特殊，也会从特殊中总结人类普遍规律。

其实，不光公司需要人类学家，个人也需要人类学视角。现代企业都在塑造独特的企业文化，在人类学家眼里，这就是不同的部落文化。在发生公司并购的时候，如何快速判断新体系里谁说了算，有哪些潜在规则，什么行为触犯禁忌，哪些行为是向别人示好，有这样一个视角，就能洞若观火。

甚至不光是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语言学，都有自己独特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式，这恰恰是一个人终身学习，装备各种思维模型的原因。

第三部分

说完了马丁人类学思维模式的生活实践，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三个问题：现代人的育儿焦虑和女性的压力。

马丁在书中引用了社会学家莎伦·海丝的“密集育儿”概念。在海丝看来，这原本只是西方社会和有钱人的特有现象，母亲把大量时间和金钱用于养育孩子，随时回应孩子的需求，照顾孩子的情绪，全方位培养孩子的智力和人格发育。妈妈们也因此精疲力竭、无比焦虑。但显然，这种西方式的焦虑，今天很能引起共鸣，它不光发生在美国，也同样发生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家庭当中。在中国，教孩子写作业气到突发心梗住院的妈妈，也曾在朋友圈刷屏。

纽约上东区的妈妈还可以不用工作，专心育儿，但对于上东区以外，以及全世界的大部分妈妈来说，不但要完成密集育儿的职责，自己还要上班养家。这是不是个无解的难题？

马丁是在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不幸流产之后，反思了这个问题。她在这次人生不幸中，意外地受到了其他上东区妈妈的陪伴、安慰和支持。

跟非洲的母系部落和中国的传统大家庭不同，现代西方社会，更强调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的重要性。很少有祖父母帮着带孩子，充满陌生人的城市也更倾向彼此独立、互不打扰。但马丁告诉我们，过去十年整个人类学的转向性发现是，进化过程中，人类其实是相互合作的养育者，人类的女祖先会帮其他女性抱孩子、照顾孩子、喂奶。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智人数量的增加，跟这种相互帮忙的关系密不可分。

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的同理心可能源于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马丁把自己流产之后的遭遇，解释为个人不幸唤起了进化史上女性作为共同哺育者的慈悲心和同理心。许多人类学家多年的田野观察发现，这种同理心也存在于其他哺乳动物当中。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擅长人类和黑猩猩的对比研究，他说，对哺乳类动物来说，母亲的关怀是“利他主义”的原型，他甚至认为人类的团队精神，起源于共同照顾下一代，不只是母亲，也包括周围的人。即便到了独自养育的现代社会，女性的共同养育，依靠社群照顾和关心孩子，仍然是一种“内置软件”。这一点，现代女性也能感同身受。

之所以从马丁的个人经历，讲到一系列的人类学研究，是想分享给今天苦苦支撑育儿军备竞赛的中国父母，孤军奋战并不符合人类本质，即便是曼哈顿上东区的冷酷贵妇，都会对同类施以援手。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1996年出过一本书，书名叫 It Takes a Village，就出自一句非洲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这个理念，是西方工业化社会，从人类学研究中得到的宝贵启示。

总结

说到这里，关于这本《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就跟你说得差不多了。我们不妨回头总结一下，这本书值得重点关注的三个问题。

首先，在曼哈顿上东区育儿战争的八卦表象之下，我们既可以看到超级富豪生活的荒谬之处，也能观察到美国精英为了保持阶层地位，有着怎样超乎常人的自律精神。

其次，作者以人类学的视角观察上东区妈妈团，这是一种用学术视角拉开日常生活距离的方式，能够给人带来更多理性思考和判断。人类学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研究原始部落，更可以运用于个人职场和公司管理。进一步，各种人文学科独特的解释框架，都应该有可能应用于解释观察现实世界，跨界视野的价值正在这里。

第三个问题，现代社会的育儿焦虑，尤其女性面临的巨大压力，部分来源于独自养育孩子。而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共同养育、社群照顾，是一种根植在人类进化中的特质，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也仍然有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