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的贤君良臣，进入我们脑海里面的会有许多CP：比如秦孝公与商鞅，比如刘备与诸葛亮，比如乾隆与纪晓岚，当然不能忘记赫赫有名的另一对：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
魏征生前，曾数次搞得太宗下不来台，导致太宗有一次回到后宫恨恨地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以至于长孙皇后出来打圆场，说：“只因有您这样的好皇帝，他那样的臣子才敢说实话啊。”这才使唐太宗转怒为喜。当然，更著名的典故是在魏征死后，唐太宗留下了千古名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你看，多么地相爱相杀：臣子竭诚进谏，皇帝虚心接纳。两人互相成就，给我们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但是，剧情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形呢？根据河南大学郭灿金教授的一篇分析，我们得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太宗与魏征的互相成就，没有我们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简单，它是双方小心翼翼、极力维持的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史料记载，在太宗之前，魏征有五个主人，最后一位就是玄武门事变的被害者——太子李建成。魏征在服务李建成期间，给太子出了一个主意——先下手为强，干掉李世民，以除后患。因为在那个时候，李世民日益坐大，对太子宝座形成了巨大威胁，但是最终得手的是李世民。李世民即位后，就把魏征绑过来，质问他：“为何离间我兄弟两人，还要杀掉我？”魏征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说出了这么一句：“当日皇太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怎么样，硬气吧？明显不怕这个新皇帝。那太宗呢？“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居然让魏征升官了。史书上说，太宗素来器重良才，更被魏征大无畏的耿直精神所感动，因此放过了魏征。如果就这样解释，那就没有戏剧性了。我们仔细想想，太宗放过魏征，有没有无法说出的原因呢？
我们来还原一个背景：李世民是杀死太子，逼迫高祖老爹退位才登上宝座的。那么李世民就要处理一件比杀兄夺位更复杂的事情：我是如何合情合理地成为皇帝的?解释不清，老百姓可是不认可的啊。魏征的出现，恰好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太子有杀心在先，我李世民可是为了自保，被逼无奈才动手的啊。魏征这个太子集团的骨干之人说出来的话，足够可信吧？老百姓，你们信了吧？所以让魏征活下来，比杀了他解心头之恨有更大的价值，而且还能让李世民留下“贤君”的名声。连这样一个人都能宽容，那是怎样的一个胸怀！反过来魏征这边，他也明白，自己的“忠贞”历史是不可能改变了，但他冒死进谏，就有可能获得一个“良臣”的美誉。他要通过自己这个工具，让太宗显得自己是一个贤君。这就与太宗有了一个“博弈”：臣进谏，君杀臣，两者双输；臣死谏，君不杀臣，双方都得美名，两者双赢。所以魏征说过一句话：“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你让我说，我才敢说，你要是不听我说，我怎么敢冒犯你呢。这背后的意思就是和李世民达成一个默契：我尽情地说，你尽量地忍。我说到最后，你忍到最后，咱俩都能成就美名。高明吧！这就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了。
但是，后来有了一个小反转：魏征去世之后，李世民发现，魏征把自己上谏的奏疏，都暗暗留下了副本，并且交给史官保存。李世民心中那是一个恨啊！想想看，魏征暗地里把那么多皇帝不足的方面都写出来，而其中一个主角竟然不能当场与魏征解释，不能一起互动演给观众们看，那皇帝不就是一个大大的昏君了？所以唐太宗盛怒之下，令人毁掉了自己给魏征题写的碑文。不过没多久，唐太宗就想明白了，没有魏征，自己一代明君的形象也就毁了。他们两人的个人恩怨，远远不及帝国的尊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就找了个机会，把魏征的墓碑给重修了。
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受？理解了这个故事的深意，一点也不损害唐太宗的英明和魏征的聪明。我想说明的是，任何一种美德，都是相互成就的。任何一个人的美德，都是在允许这种美德绽放的环境里，才可以存续下来。所以，美德不是一个人的事，美德不只是内心的召唤，美德还是挑选环境和伙伴的智慧。
------文章内容来自罗胖325期《美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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