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早晨很是明朗,云层散去,露出外面湛蓝,额,紫色,不,纯白色的天空。几只飞鸟飞上天空,却未曾扇动哪怕一下翅膀。远处的城市是绿色的,路边的树木是深蓝色的,学校门口的铁门则是橙色的。这些都是“打击”的杰作。
学校门是出不去了。出了不到一个街区便只有死的份儿。有时候,天上会有轰炸机掠过。每当这时,学生们就会拥到窗边看。不过,机载AI只会命令飞机按照航路行进,不会有人按下投弹按钮的。几个月前,一支军队撤到了学校里(现在大都在紧接着的防御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带来了战事的新消息:侦查卫星上的生命检测仪检测不到生命了,除了这个地方。他们于是尽全力赶来这里守卫最后的人类同胞。他们给我看了卫星图像,除了这里的光点外再无一个生命活动。
多亏了他们留下的武器,令我们活到了现在。
这个月里,指挥师生外的时间中,我一直盯着军队留下的生命检测仪,一直没有我们以外的光点出现,就连AI检测仪也只能指出轰炸机上的几个AI光点。AI好啊,它们不会绝望,不会向命运妥协,还可以设置得风趣幽默,爱说荤段子,像之前的那个流浪者一样。
下雪了。雪是淡橙色的,也许没有危险。
“校长爷爷?”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出现在门口,“我们能出去玩吗?”
我思索了一下。
“爷爷先去看一看,好吗?”我把钢笔别在领口,去拿拐杖。我的腿伤还没好。
“好耶好耶!”小女孩欢呼道。
片刻之后,我和小女孩来到了楼下。我谨慎地走到门口,伸出拐杖尖到门外。一片雪花落在了拐杖尖上,拐杖没有变色,依然是那根褪了色的竹竿。看着那片雪花令我有点烦躁,但我还是死死盯住了它。
拐杖依然是拐杖。
“孩子们,出来吧!”我高呼。
小女孩一溜烟地跑去报信。很快,楼道里就久违的挤满了孩子们。我随着人流走到楼外,坐在了一棵大树下(也许是最后一棵木头色的树了,并且已经变得枯黄,树叶也掉光了)。
听到响动,保安老刘也蹭出来了。他伤的比我还重,我以为他不会再出来了。传达室里现在驻扎着数学老师——体育老师也在之前的防御中牺牲了。
“校长啊,没想到咱们还能再看一场雪。”
“上一次没被污染的雪,恐怕得在去年了。下次又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
“还会有下次吗?”
我沉默了。和老刘聊天令我感到有些头痛。我看了他一眼,不禁吃了一惊:他的伤口已经变成了浅绿色,浅灰色。
“校长啊,我先回去了。”
老刘艰难地站起,躲开学生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向远处走去,隐没在了那片怪诞的色彩里。
我别过头不去看老刘。我看向了操场上的学生们。
操场上一片欢腾。一些学生在堆雪人,他们将铅笔插在雪球上充当鼻子,橙黄色的雪球像极了从前的橙子味冰沙;有的学生在打雪仗,淡淡的桔黄在他们的脸上身上炸开;远处的围墙边,几个学生扶正了那“明天会更好”的手写横幅,上面还有全体师生的签名,大家共用一支笔轮流签名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我们一直到了晚上才完成了这项任务。
刚刚那个小女孩也在操场边。她正画着一幅画,她的朋友们则围在旁边,或欣赏,或提建议。她们用的水彩笔不是很好用,因为那是去年去超市“秋游”拿来的,已经用了很久了。
我拄了拐杖,踱回了教学楼。
我走到一间被紧紧锁好的教室门前,拿出钥匙打开了门。
教室里的桌椅讲台早已被清了出去,只剩一把椅子。教室里面摆了些箱子。我挨个打开看了一遍,又仔细地关上。我找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
我坐了下来,掏出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是用课本改的——然后取下领口别的钢笔,郑重其事地把上面“4”的钢笔字划掉,改成了“3”。
小女孩画完了画。她顺着破裂的伤口滴落的血迹找到了我。我正靠在椅子背上,手中还握着钢笔。
“校长爷爷,这是我们画的,好看吗?”她又怯生生地把一幅稚拙的画作给我看,画里是一群学生在打雪仗,头顶是蓝的天,脚下是白的雪。
我撑起身子,“真好看,爷爷给你题个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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