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蒙古人来说，宋理宗仓促而轻率的“端平入洛”，简直是天上送来的开战借口。
于是，在“端平入洛”的第二年，也就是1235年，蒙古就同期启动了声势浩大的西征和南征；
其中西征是重点，目标是今天的俄罗斯至东欧；
而南征的目标，就是偏安江南的南宋。
既然在“端平入洛”中，南宋军队表现得不堪一击，那么只要蒙古军大举南下，南宋亡国就在顷刻之间。
但是，从1234年“端平入洛”，到1279年在崖山的最后一战，宋元战争断断续续，其实打了四十余年，时间长度几乎比蒙古灭金战争多了一倍。
给南宋续命的，是两个优势，一是地利：
南宋的防线从川陕绵延至长江中下游，这里山地丘陵遍布，河道湖泊纵横交叉，更加上浩瀚的天堑长江，让习惯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纵横驰骋的蒙古军队，很不适应，骑兵优势难以发挥；
第二，是兵种上的不对称优势：
虽然宋军在陆战中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但在水面上，南宋还有一支强大的战船水师；
如果蒙古军队贸然来袭，南宋水师既可以在水面战斗中碾压对手，也能随时用战船截断对方后撤的退路，缺乏水战经验的蒙古军队，对此十分忌惮。
另外，此时的蒙古帝国，由于各王公山头林立，所以内争不断，从而对灭亡南宋的军事行动，形成了持续的牵扯与阻碍。
为了攻灭南宋，蒙古先后发起了三次大规模南征，分别由三位蒙古大汗发动：
窝阔台、蒙哥、忽必烈，而前两次之所以戛然而止，都是因为大汗的去世，引发了继承人之间的内斗，甚至内战。
先看第一次：
1235年，蒙军分三路南侵，分别指向南宋三大边防战区：
四川、荆襄、两淮。
这次南征一直打了六年多，然而却因为大汗窝阔台的猝死而中断，为了争夺大汗之位，蒙古内部陷入内乱十年之久，对外扩张陷入停滞。
直到1258年，第四任大汗蒙哥才再次发动第二次南征，蒙哥率蒙古军主力亲征四川战场，而弟弟忽必烈则被派往荆襄战场。
这是因为，蒙元与宋开战后，前期沿袭金朝的老战略，以川陕防区为突破口，这个建议，来自南宋降将杨大渊，他的建议就是“取吴必先取蜀”。
然而，到了1259年农历七月，蒙哥本人在围攻四川合州钓鱼城时，被南宋守军的投石机击中，伤重不治，于是，急于继承大汗宝座的忽必烈，急忙从荆襄前线撤军，然后与弟弟阿里不哥开始了一场为期四年的内战。
这场内战一直打到1264年，方才以忽必烈的胜利而终结，从而再给了南宋另一段宝贵的喘息时间。
实际上，宋元战争的真正转折点，是忽必烈的登基。
为了扭转南征长期进展不大的局面，忽必烈进行了三项重大战略调整。
首先，是采用汉制，也就是华夏传统王朝的政治管理体制，来治理领土，加强对于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从而支持长期大规模战争。
同时，忽必烈聘用擅长商业管理的中亚色目人来主持财政，并积极招揽投降的南宋官员将领，集思广益，博采众长。
第二，是改变战略，攻略重点从川陕地区，转移到荆襄战区，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襄阳与樊城，从而直接打击南宋的经济政治核心区域。
从1267年开始，元军开始围困襄阳，南宋守军在主帅吕文焕的带领下，苦守六年，最终于1273年，因粮尽援绝，开城投降。
从此，元军顺长江而下，攻势如同摧枯拉朽。
第三，就是补齐短板，大力训练战船水师，抵消南宋在水面战场上的优势，努力做到在进攻中水陆并进，互相掩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蒙古训练水师出力最多的，却是从南宋投奔而来的降将刘整。
刘整原本为金国将领，善战勇敢，但因为北方金国降人的身份，为南宋权相贾似道和其他出身南方的将领猜忌排挤。
1270年，刘整奉命为忽必烈制造战船五千艘，并训练水军七万人。
元朝正是有了这支强大的水上力量，才挫败了贾似道先后出兵援救襄阳的十三次攻势，进而能够迫使南宋朝廷流亡海上。
一眨眼，时间来到了1279年3月，流亡中的南宋小朝廷，以及军民20余万，船只上千艘，被困于崖山岛，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江门市的崖门镇。
这里是珠江的入海口，地势易守难攻。
原本宋军还想通过攻占雷州半岛，走琼州海峡，前往越南。
但陆战失利，海路也被元军水师控制，于是宋军统帅张世杰决心在崖山决一死战。
3月19日，最终的决战开始，由于宋军已经被断绝水源和供给，所以虽然是背水一战，但体力不支，从中午开始，宋军逐渐落入下风，并在傍晚全军崩溃。
丞相陆秀夫不愿因亡国被俘受辱，毅然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追随他们投海从死的南宋军民不计其数。
从崖山突围的张世杰余部，在海上漂流了两个月，再次不幸遭遇飓风，张世杰本人在风暴中溺水身亡。
在一些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里，为了褒奖这位孤忠的名将，就说张世杰是因为听到皇帝殉难的消息，悲痛至极，主动蹈海自杀，选择与覆灭的南宋王朝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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