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进退失据的尴尬灵魂

郭沫若：进退失据的尴尬灵魂

前言

鲁迅一生骂过无数人，在我看来，骂得最狠的莫过于 郭沫若，说他是“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

一、嬉笑怒骂：天马行空的前半生

20世纪30年代末，鲁迅去世后，普遍文艺界愈发感到缺少能够跟右翼抗衡的精神标杆。于是郭沫若成为那个历史时期被左翼阵营有意无意竖立起来的标杆性人物。郭沫若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被称誉为：“鲁迅自称是革命军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经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发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当郭沫若获得"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 战士"的桂冠的时候，同时也开始承载了太多本不应该全由他一个人来承载的期待。获得别人的期待是一件荣耀之事，但总是获得别人期待，则是难言的苦差。 郭沫若在骨子里是个典型的中国文人：一方面渴望过上宁静致远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要踏足社会漩涡。结果徘徊在精神分裂一般的状态当中，左摇右摆, 进退失据。这给他和他身边的许多人都带来了麻烦乃至伤害。

30年代时就有读者批评过他："我读过鲁迅先生的《上海文艺一瞥》，想不到郭沫若先生会有这样凶的答复。他不止是因此发愤写了一本大书，而且在这本书上加上整万字的《发端》，好像是专来和鲁迅接死战。……在《一瞥》里，鲁迅是冷静的说话，虽然老是用着尖刻的字眼。……郭沫若的《发端》，全篇充满小资产阶级盛怒的叫骂……”

这里说得很明白：郭沫若书生意气太重，说话常常是不看场合，口无遮拦的。这篇文章几乎是一篇寓言, 预告了十多年后郭沫若那篇《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等人的伤害。

在这篇注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曰脱稿"的《斥反动文艺》一文中，指名道姓列出数人："桃红色" 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黑色"的萧乾，给他们在后来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是郭沫若此行为被研究者反复提起，作为他的"罪证"。但我们需注意到的是，郭沫若在意气用事写出这样的文章时， 他其实并不知道他下笔的刻薄用语会在接下来给这些被他批判的人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因为他之前就写过相当多此类文章和书，他讥讽的人也是从鲁迅到胡适等不胜枚举。出言不逊原本就是那个时代的文人的特点，只是他特别突出而已

。

作为对比，胡适亦使用过"反动词，不过他针对的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他写道："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在思想言论自由的这一点上, 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郭沫若不喜欢沈从文是有原因的。沈从文从未把郭沫若的文章当一回事，凡是在评论中言及，总多有或明或暗的讥笑。对于郭沫若这样个性高蹈、吃软不吃硬的文人而言，这是难以容忍的文字挑衅。在沈从文眼里，郭沫若就是个浅薄的作者。而对郭沫若而言, 你沈从文才浅薄。一个浅薄的沈从文胆敢藐视自己， 是可忍孰不可忍。

沈从文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里，说"中国或许不缺少产生同时代使社会健康这样的作者与作品，在新的时代年青人中发现，但一定不是上海作家， 不是写恋爱故事的张资平，也不是写《瓶》写《我的幼年》的郭沫若。”

其实沈从文撰写这些评论，不过是对当时的小说创作状况进行一番例行综述而已，并没有刻意对郭沫若进行文字攻击。后来沈从文撰写《论中国创作小说 (续）》，文章数千字，关于郭沫若的部分，不过几十个字略微几句带到罢了："陈学昭的作品，全是在所谓’悲剧’的描绘下面……写出这些事物的外表， 用一些诱人的热情夸张的句子，这便是悲剧。郭沫若是写这些浮面生活的高手，也就因为写到那表面，恰恰与年青的鉴赏程度想称，艺术标准在一种俯就的情形下低落了。"沈从文还提到创造社在融合新旧文体 (“在新的语体文中容纳了旧的辞藻"）方面取得的成就，强调了创造社诸同仁在营造情感表达氛围方面的主要贡献。至于郭沫若能反应那么强烈，记住那么久那么深，曰后专题撰文《斥反动文艺》，可多少管窥其性格特性。

尽管如此，作为性情中人的郭沫若（解放前就有报纸称他是"浪漫怪文人”）。确实是个暴脾气， 但并非一位刻意的整人者。除了对鲁迅的出言不逊之外，昔曰他在《创造十年》里同样直言不讳把郑振铎、 叶圣陶、沈雁冰、胡适等都奚落了一番。当他猛然意识到时代语境已经转变，此时他的言辞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收笔了：他尽可能只写颂歌，歌颂时代和人，而不再撰写他"创造十年"以 来最擅长的批判他人的文章了。由此，我们或可揣测， 《斥》一文导致的恶劣后果，应当是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另一个旁证，是在后来的"极左"年代，他没像文坛某些人一样积极主动去伤害他人，更谈不上落井下石，只是如履薄冰地对自己的言辞更为谨慎。50年代他那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应为不得已的作品，除了他之外，茅盾、胡绳、秦兆阳、王元化等当时文坛人物无一不只能出来表态。60年代他的批判全部指向自己，谦虚得让人觉得怪异，这其实就是他不想再伤害他人的表现。如果他真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的话， 是不会这样自我限制的。后来的学者脱离时代语境， 以《斥》一文对他进行妖魔化是不妥的。"浪漫怪文 人"的这一评价其实颇为精辟。他只是一个性情中人, 一个常常被自己情绪控制的人。

情绪化和天马行空，在他的文章中展现无遗。原先他跟鲁迅论战时答复得"那么凶”，在鲁迅死后他对鲁迅的纪念又那么煽情，依恋得让人感觉有点不靠谱。在《我建议》一文中，他提议建鲁迅博物馆，制造鲁迅雕像置于中国各地，接着他还建议要把杭州西湖改为"鲁迅湖"，再以鲁迅名字来命名中国城市。

他似乎已经忘记自己在1928年《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欲孽》一文中是如何称呼鲁迅的了："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