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传：
唐诗的题材特别广：从民间疾苦、高物价、歌女，到边塞、战争、军嫂，再到腐败、国仇、庙堂批评，最后到归隐、田园、山川、个人抱负、爱情、友情……是什么关键原因造就了题材如此丰富精彩？
回答
这个现象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这里我想谈四个原因——时代思想宽容性强，知识分子参与度高，唐代文学类型少和知识阶层相对富裕。
这四点究竟是怎么影响诗歌题材的，我来一一做个解释。
1、时代思想宽容性强
唐代的思想宽容性很强。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前半段的唐王朝是一个天下帝国，强盛的国力带来了强悍的文化自信。
就像人在青壮年，胡吃海塞也好，抽烟喝酒也好，都无所谓，都不觉得有什么伤身体的，要等老了之后才会有各种忌讳，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做。
强盛也伴随着开放性，海纳百川，来者不拒。
就像今天的北上广深，越是能吸引五湖四海的人，禁忌也就越少，反之，越是偏远闭塞的地区，禁忌也就越多。
那时候的唐朝人，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对一切外国文化的崇尚。皇帝还会给外籍人士高官厚禄，甚至让他们手握重兵，也很少有人会搬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
即便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的胡人身份通常也不被当作攻击点，毕竟迎战安禄山的大将里边也有不少异族人士，比如在潼关被杀的名将哥舒翰，和郭子仪一同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都是异族。
房龙有一部名著，《宽容》，从人类如何不宽容的历史探讨宽容精神对社会如何重要，认为人类要通过理性去学习宽容，培养宽容的精神。
但如果我们扔掉人文主义头上的美感光环，不谈应然，只谈实然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单方面的宽容精神一定建立在实力严重不对等的基础上。
比如我们日常生活里最常见到的呼吁宽容的几句话：“人都死了” “他还是个孩子” “大人不记小人过”——活人和死人之间，成年人和小孩子之间，高官和小摊贩之间，实力严重不对等。
这种时候，宽容精神往往不需要呼吁和提倡，自动自发地就会产生出来。唐王朝在当时耳目所及的世界范围内，就是绝对的强者——文武双全，财大气粗，所以兼收并蓄，百无禁忌。
经过了安史之乱，后半段的唐朝，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其实已经有一些五代十国的感觉了。通观历史，凡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思想文化总会繁荣。
这就很像新教兴起时代的欧洲，无论罗马教廷多想把马丁·路德抓来弄死，就是眼睁睁没办法。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大唐的繁荣。
2、知识分子参与度高
因为格律的成型，近体诗成为唐代知识分子的一件玩具，大家想方设法要把它玩出新花样来，不断探索各种可能性，乐此不疲。
任何事物在新兴时代总是很难僵化的。唐代诗坛所谓李白、杜甫两大高峰，是从后人的视角追认的，两个人生前既不齐名，官位也都不高，更不曾主盟诗坛若干年，对当时诗坛的影响力不能被简单高估。
我们再看宋代以后的诗坛，常有那种既是大诗人，又是大官僚的人物，一呼百应，从宋代的欧阳修到清代的王士祯都是这样，主盟诗坛几十年，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诗歌创作的审美情趣，连带着限制了诗人对题材的选择。
3、唐代文学类型少
唐代的文学类型太少，表达方式很有限。就像烹饪，如果你手里只有一口锅，那么不管青菜、萝卜、猪肉、海鲜，当然都拿这口锅来加工处理。等到蒸锅、炒锅、炖锅等等都有了，你的料理方式才会更加精细。
比如随着词的出现，人们发现有些题材更适合用词来写，不太适合诗；等有了曲，一些原本属于词的题材又分流给了曲。
诗和词的区别是我已经详细讲过的，这里我就举一个词和曲的例子好了：北宋名臣曾布用《水调歌头》的词牌填过七首词，这当然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七首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从第一首开始到第七首结束，讲了一件完完整整的情杀凶案。
曾布的初衷，很可能是想让这个故事借这一组词在民间广为传唱，但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把故事改编成评弹，或者折子戏，不是更好吗？
显然，曾布当时能够利用的文学类型，并不包含评弹和折子戏，差不多的也就只有词了。
今天我们读宋词，读到曾布这一组《水调歌头》的时候，自然很吃惊：怎么连这种题材也能写进词里呢？
4、知识阶层相对富裕
唐代的科举制度并不像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那样公平，寒门子弟晋身上层社会的机会并不很多。所以唐代的知识分子，家境普遍宽裕。
李白是富二代，杜甫是官二代，陈子昂随手就敢摔碎天价的胡琴……重要的是，丰富的阅历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即便是盛唐时期物价低廉，要想周游世界也不能只靠喂马劈柴。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唐代诗人在跻身官场之前就到处游历，寻师访友，边读万卷书，边行万里路。对他们而言，给自己揄扬名声、打点人脉的能力甚至比掌握书本知识的能力更重要。
当然，这也因为唐代的书本知识压力并不很大，和宋代以后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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